转帖医学史集锦——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节选

清歌一曲月如霜

转帖医学史集锦——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节选


我国也曾是瘟疫大国。
三、崇祯时期的鼠疫流行

(一)山西和陕西

自万历三十八年山西部分地区再次流行鼠疫至崇祯初年,山西不再见有大疫的记载。崇祯六年(1633年),局部地区始有疫情发生。雍正《泽州府志》卷五七记载该府“崇祯六年,高平、阳城、沁水夏大疫”。而在平阳府,同年,“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馑相望”[3],性质不明。

民变造成的社会***屡屡引起瘟疫流行。如沁州沁源县,“崇祯五年四月流寇入东关,烧毁民房数百间,村落残破,止留孤城数百家。次年岁荒,斗米钱半千,复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4]。因无症状的说明,此疫为何,姑且存疑。在与沁州相邻的辽州,“崇祯五年流贼陷城,杀戮尸积如山,灭绝者数百家。六年大疫。”[5]大疫流行的诱因与沁源县相同,亦不明症状。在太原府的西部兴县,上引资料又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在兴县发生的瘟疫当为鼠疫,从“朝发夕死”一词看,则可肯定为肺鼠疫流行。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在兴县发生的瘟疫当为鼠疫,从“朝发夕死”一词看,则可肯定为肺鼠疫流行。



[1]康熙《新乡县续志》卷二《灾异》。

[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四四,《河南府部纪事》。

[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三○《平阳府部纪事(三)》。

[4]雍正《沁源县志》卷九《灾祥》。

[5]康熙《辽州志》卷七《祥异》。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这一年,“瘟疫流行。右卫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十七年瘟疫又作”。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瘟疫传流,人畜多毙”[1]。疫病发展到不敢吊问的地步,即为烈性传染病无疑。又因人牛共患,就排除了天花的可能性。鼠疫为人畜共患,故判断此疫仍为鼠疫。

在大同浑源,“崇祯十六年浑源大疫,甚有死灭门者”[2],在灵邱,“崇祯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半”[3]。两条资料揭示的高死亡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结果。据此亦可知,崇祯年间的鼠疫已经扩散到了大同府与河北毗邻的地区。

至于潞安府,据前引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一五《纪事》,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大疫症状是清晰可辨的。这表明鼠疫已经从山西中部或北部流传到南部。

总之,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十几年间,鼠疫从中部和北部几个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其中以太原府、大同府和潞安府鼠疫症状的记载最为明确。以流行的先后时间计,太原府西陲的兴县很可能为此次鼠疫流行的原发地,其次为大同府,以后再是潞安府的流行。

陕西的鼠疫可能和兴县一带的鼠疫流行有关。在上引资料中,兴安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榆林府,“崇祯九年五月大疫”[4]。延安府,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5]。瘟疫传染的方向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显示出陕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与山西兴县一带的疫情有关。到崇祯十三年,凤翔府“凤翔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6],有从北部传入鼠疫的可能。

(二)河北

崇祯八年、十年,山海关大疫,疫情不明。到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患者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1]雍正《朔平府志》卷一一。

[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大同府部纪事》。

[3]康熙《灵邱县志》卷一。

[4]道光《榆林府志》卷一○。

[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延安府部纪事》。

[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二八《凤翔府部纪事》。



“十一月大荒,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瘟疫传染,人死***”[1]。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2]。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在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3]。顺德府,“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4]。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5]。顺天府的良乡县,“瘟疫,岁大饥”,第二年则“大瘟”[6]。“崇祯十四年七月,京师大疫”[7],疫情向北京城中发展。然从此时的记载来看,都没有确切的临床症状的描述,此疫究竟为何种疫病,尚难于断论。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8]。“疙疸”实为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且因其传染之烈,非一般传染病所为。昌平州的记载相同,“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9]。这是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在保定府之雄县,“郡属大疫,雄县瘟疫甚行,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10]。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边各县的情况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北京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北京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之中。《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第二年骆养性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该职看得灾异流行,史不绝书,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发生在李自成部经过之后,“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他请求政府急行赈恤,自己并“步祷城隍庙、玉皇阁,率属祈禳”[11],不见用药,却见祷神。李自成部进入北京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带入的。

[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四八《大名府部纪事(三)》。

[2]顺治《滑县志》卷一○《纪事》。

[3]乾隆《广平府志》卷二三。

[4]乾隆《顺德府志》卷一六《祥异》。

[5]乾隆《正定府志》卷七。

[6]康熙《良乡县志》卷八《灾异》。

[7]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

[8]康熙《通州志》卷一一《灾祥》。

[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八《顺天府部纪事(六)》。

[1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二《保定府部》。

[11](台湾)《历史语言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B383A1—162。
(三)河南和山东

崇祯十四年河南境内大多数地区发生大疫。开封府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2]。人口的死亡率极高,疑为鼠疫。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3],和阳武县的情况相似,且从其挨门传染这一条分析,具有鼠疫流行的基本特征。在通许县也有“大疫”的记载[4]。至商水县,“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5]。这与阳武、荥阳的记载大体相同,可判断为鼠疫的流行。

在河南府的偃师县,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死者枕藉,斗米五千钱”[6]。在阌乡县,崇祯“十四年春饥,民食榆皮草根,□食□粪□□,大疫”[7]。如果按照开封府的情况推测,河南府的疫情可能也是鼠疫。

彰德府在崇祯十三年,“临漳更大疫。十五年,安阳麦大稔,民复瘟疫,耕牛病死者无算”[8]。按照前面分析,这类人畜共患疫病,当为鼠疫。



[1]康熙《怀来县志》卷二《灾异》。

[2]康熙《阳武县志》卷八《灾祥志》。

[3]康熙《荥阳县志》卷一《地理志》。

[4]康熙《通许县志》卷一○《灾祥》。

[5]顺治《商水县志》卷八《纪事志》。

[6]乾隆《偃师县志》卷一二《祥异》。

[7]顺治《阌乡县志》卷一《灾祥》。

[8]乾隆《彰德府志》卷三一。



崇祯十四年归德府“大疫,死者相望”1。在怀庆府,十三年“大旱,五谷种不入土,大饥,民疫,乱尸横野,粟斗二千,人相食,乱民蜂起”,十四年,“大饥,民疫”2。疫情不明。

河南省崇祯年间的瘟疫集中发生于崇祯十四年,与同年河北地区的瘟疫流行同时。从开封府和彰德府的记载来看,此疫极可能为鼠疫。这一年鼠疫的流行地域以河南中部为最主要。同样,山东青州、济南等地的瘟疫也主要发生于崇祯十四年及其前后。在济南府,在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间,历城、齐河、海丰、德州和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只是疫情不明。从时间上分析,也有发生鼠疫的可能。

就崇祯年间华北三省鼠疫流行的情况来看,崇祯六年可能是其零星的爆发期,其中心地位于山西南部或中部地区,崇祯七年、八年间,鼠疫在太原府西部的兴县一带爆发流行。崇祯九年、十年间,在陕北地区和本省大同府地的鼠疫流行可能与兴县鼠疫有直接的关系。此后传入河南和河北等地,在崇祯十四年大流行。至崇祯十六年及十七年,又在北京、天津等地大流行,造成华北两大都市人口的大量死亡。

四、鼠疫流行的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

(一)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3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一种与动物生态循环有关的野生动物病。鼠疫对人类的传染对这种生物循环来说只是一种偶然的过程,但又往往具有某种必然性。因此,在讨论这种野生动物病向人类的传染时,有必要先讨论与鼠疫生态系统有关的一些问题。

鼠疫生态系统的构造是这样的: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过程离不开温血动物,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长期生物演化的结果。

当人类的活动涉及鼠疫自然疫源地时,就有被疫蚤叮咬和患疫的可能,鼠间鼠疫就会向人间扩散,演化为人间鼠疫。由此可知,鼠疫的自然疫源地事实上为鼠疫的人间流行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鼠疫菌的来源。也可以说,人类对鼠疫生态系统的干扰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从而引发人间鼠疫的大流行。间流行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鼠疫菌的来源。也可以说,人类对鼠疫生态系统的干扰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从而引发人间鼠疫的大流行。



[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归德府部纪事》。

[2]乾隆《怀庆府志》卷三二。

[3]参见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



按照现代鼠疫工作者的研究,在中国目前尚存的十大鼠疫自然疫源地中,与华北相毗邻或相近者,有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甘宁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疫源地和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就明代后期华北鼠疫两次大流行的经过看来,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

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是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的简称,该疫源地主要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按其地理位置,可以分为三部分:其北部为草原亚带的乌兰察布高原荒漠草原疫区,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从呼和浩特和包头北面的阴山山脉延续到中蒙边境。南部为草原亚带的黄土高原西部荒漠草原区,后者主要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上,又称鄂尔多斯荒漠草原疫区,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东部随小腾格里沙地伸入察哈尔丘陵,称察哈尔丘陵干草原疫区,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这一广阔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大致涵盖了山、陕口外蒙古高原的牧区部分,却未包括与山、陕邻接的农区。最为突出者,在今内蒙河套地区,其北面、东面和西面皆为鼠疫疫源地,独河套灌区为非。可见,乌兰察布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布有其相当明显的地理特征。

历史时期该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范围可能要比目前大得多。这是因为,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大片牧场垦辟为农田,农牧分界线渐次北移。大批的汉人迁入是在嘉靖十二、三年(1533—1534年),大同边卫发生变乱,残余的党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这批汉人叛民不仅从事军事方面的活动,而且在蒙古地面从事建筑和农耕,并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蒙古地面专事农业生产,导致山陕长城边外地区的农业人口迅速增加。至清代初年,随着清廷对西北的用兵,这一区域成为重要的军屯之地,农业垦殖的强度增大。到清代后期,口外土地全面放垦,山陕口外的大片牧场已全面转化为农业区,以致形成今天所见之农牧分界线。

牧场变成农田对原有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土地的垦殖破坏了长爪沙鼠原有的生活环境,人鼠之间的大量接触在使人类鼠疫不断发生的同时,人类对鼠类的清剿使得鼠类个体大量减少,从而导致一些疫源地的消失。如上所说,在今天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西缘,从今内蒙古包头以西至杭后旗之间有一块非鼠疫疫源地,恰为河套灌区,即河套农业区。据此推测,在近代河套灌区形成之前,这里与其北部、东部和西部一样,都是长爪沙鼠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类似的情形可见河北北部地区。近代河北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人间鼠疫发生于1888年的围场县,这次传染来自北方,系由内蒙古传入。然而以后十年间不断爆发流行,病型有三分之一为肺型。因此推测围场地区存在鼠疫动物病,居民发生鼠疫是由动物病引起。围场县分别与辽宁的喀拉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和内蒙古的多伦、正蓝旗等地接壤,除围场外,其他各旗、县今日都是鼠疫疫源地,即为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一部分。处于这一广阔的鼠疫疫源地包围之中的围场县之所以今日成为非疫源地,可能与近代以来高强度的农业垦殖密切相关。清代末年,以前作为皇家猎场的围场移民开垦,大批汉人蜂拥而入,原始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变,鼠疫疫源地才不复存在。

伍连德曾根据近代山西北部的兴县、临县和保德县一带频频发生的动物鼠疫流行推测这一地区可能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从1962年至1974年,山西卫生防疫部门对临县及大同一带进行了疫源检索工作,终未发现阳性结果,因此关于山西省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问题尚未确认[1]。但与围场县的情况相比较,也存在民国以来临县一带鼠疫自然疫源地熄灭的可能。

总之,明代中国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范围大得多,其南缘已邻近山西、河北北部的长城一线。甚至在山西境内,也有鼠疫自然疫源地存在的可能。这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为明代华北地区的人间鼠疫大流行,提供了直接的鼠疫菌来源。

(二)人间鼠疫的起源和传播

就鼠疫流行的方式来看,长爪沙鼠间流行鼠疫时,往往将鼠疫菌传给家鼠,并通过家鼠传入居民点,从而威胁人群。在干旱草原地带,家鼠很少,是稀有种,也不适合家鼠寄生蚤—印鼠客蚤的繁殖;再因荒漠草原地区地广人稀,以牧为主,当地居民接触啮齿类动物的机会比农业区要少,人类染疫的机率很低。但是,当人类主动地、大规模地进入这一区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嘉靖时期汉族移民开始对山西长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实施移民开垦,扰乱了当地长爪沙鼠的生态环境,人、鼠的接触增多,染疫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万历九年自山西大同开始的人间鼠疫大流行,很可能与汉族移民的这一活动有关。

人间鼠疫的流行也与气候条件有关。在年景不好发生旱灾,饲草欠收时,鼠和旱獭等啮齿类动物会通过迁徙寻求食物,相当多的一部分会迁徙不同景观的结合处,促使动物种群接触增加;啮齿动物机体一般会减轻,降低了对疾病的抵抗力;由于饲草不足使体质变弱的动物体蚤增加,有可能增加对病原体的传播;干旱也使得鼠洞中的温度相对升高,促进了鼠疫菌在蚤体内的繁殖[2]。

同样,在干旱灾荒之年,人类也加强了对鼠疫生态系统的干扰。根据现代鼠疫工作者的调查,灾荒之年,当地居民有到长爪沙鼠集中栖息地挖窝巢中贮粮的习惯。秋冬季节,长爪沙鼠窝巢中蚤的种类和数量很多,把大量鼠洞中的贮粮和草籽搬回家中,不可避免地要带回大量的跳蚤,其中就可能有疫蚤。挖洞时也可能碰到疫鼠和疫蚤,因而感染鼠疫。不仅如此,在中国北方地区,灾荒之年,不仅鼠粮成为人粮,且死鼠本身也会成为人食。一般说来,自毙的老鼠大多为疫鼠。取之为食,染疫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1]《中国鼠疫流行史》,第503—562页。

[2]《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31—32页。

清歌一曲月如霜

山西中、北部地区年降水量不及500毫米,干燥度在1.5以上,属半干旱气候,旱灾成为本地区经常性的自然灾害。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具体说来,在成化、弘治年间,山西省的旱灾年份占全部年份的37%,正德、嘉靖年间降至25%,万历年间降至21%,崇祯年间则升至50%。可见明代山西的旱灾经历了由多到少再由少至多的过程。在这4个时段中,成化、弘治时期的大旱灾仅占全部年份的6%,正、嘉时期占3%,万历时期占13%,崇祯时期占24%。据此可见,万历—崇祯时期的旱情在加重,尤其是崇祯年间,不仅旱年比率增加,且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1]。山西旱情的变化,与同时代华北地区是一致的。

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觅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的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万历十年鼠疫流行时,山西、河北和河南东北部皆为旱情所困扰。万历十四年,山西南部流行鼠疫时,该地恰为大旱之年。崇祯初年山西旱情不重,崇祯六年则为大旱,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皆为持续数月或跨季的大旱灾。这一年鼠疫起自山西中部地区,当与此次大旱有关。崇祯十年、十一年两年中,山西各地乃至华北皆为大旱,十三及十四年复又如此,这几年正是山西及华北鼠疫大流行的时期,鼠疫流行与旱灾的关系也就昭然若揭。

(三)鼠疫流行对人口的影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北平(河北)、山西两省人口大约有690万人[2]。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3],至万历十年(1582年),有人口约为1780万。按照顺治《新乐县志》卷一○中的记载“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是年两省死于鼠疫的人数可能达到700万人。由于鼠疫的传播可能并不涉及每一个县,且各县染疫人口也有多少之分,因此,作一较低的估计,万历十年的鼠疫流行中,两省人口大约有500万死亡。由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同时,并没有战争和大的饥荒伴随,这一人口死亡数可以视作直接死于鼠疫的人口数。



[1]据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所作《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统计。该表将单月、单季成灾较轻的旱、局部地区的旱记为4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记为5级。在山西设大同、太原、临汾、长治四个观察点,我在此四个观察点上,年合计级数为16以上者称为旱年,其中旱级为16者为一般旱情,17—18为中等旱情,19—20为大旱情。特此说明。

[2]北平人口的估算参见曹树基《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3]明代华北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确定可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卷》附录一《对明代人口数字的新认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如上述,河南北部地区也受到鼠疫的侵袭,河南中部的情况不明。至少就彰德府及洛阳的受疫情况而论,人口的死亡并不在少数。所以,我们估计华北地区人口死亡数达500万左右,并不会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明代后期的华北社会已经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500万人口的死亡,对于人口过于密集的华北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万历十年以后各地发生的规模较小的鼠疫流行,仅对区域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万历十年鼠疫大流行中损失的人口不可能通过人口的自然增殖来恢复。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旱灾,白水农民王二揭竿酿成明末农民起义,华北社会复陷入一场新的大***当中。崇祯初年旱情继续发展,民变不断,群雄并起,起义的农民持枪执矛,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大地呼啸而过。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旱灾又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陷入饥馑,军队的征战不断将疫情沿途传播,形成明末鼠疫扩散的动力之一。华北社会在战争和鼠疫的共同侵袭下度过了明代末年的最后时期。按照我在上引书中的估计,明代河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据成化《河南总志·户口》,洪武二十四年河南省人口数为257万,万历初年可能达到780万左右,如此,万历八年华北三省的人口总数达到了2560万人。据葛剑雄先生的意见,明清之际的人口下降幅度达到了40%左右[1],华北地区的人口下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少可达50%。因此,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人口大约为1280万。扣除万历年间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崇祯年间的死亡人口达到了780万左右。崇祯年间的人口死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很难分清纯死于鼠疫的人口数。但是,我们可以以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人口死亡状况作一类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的占70%[2]。霍乱和鼠疫同属三大国际检疫传染病,不治状态下的患者死亡率与鼠疫相当。据此可以推测,在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应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

五、余　　论

在以往有关华北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环境与生态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明代后期、尤其是明代末年气候异常的背景下,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各地普遍干旱少雨,生态系统趋于脆弱。明代后期的华北人口已相当密集,觅食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大大增加;干旱状态下啮齿动物的觅食性迁移也大大加强,不同景观结合部的人、鼠接触机率增加,终于酿成万历和崇祯年间华北两次鼠疫大流行。因此,区域社会的变迁不仅与本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还与相邻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华北及其他区域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在以往有关明末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本文的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在以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人类本身就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仅是社会人,而且是生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也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觅食、求生的本能和行为。因此,明代后期华北社会的变迁可以视作中国北方生物圈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



[1]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50页。

[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卷》第10章。



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