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界大辩论：研究经费是商业贿赂吗？

陈欣

目前我国医生收入低，有些人不舍得拒绝送到眼前的钱财。国外医生不敢拿企业的好处费，因为一旦查出来，执照将被吊销，代价太大了。国外医生一个月挣1万美元，企业给2000元，肯定不合算；若多给，企业又给不起，再加上保险公司的审查，所以没有医生敢冒风险。

新闻背景

近日，赛诺菲被曝借四期临床试验“研究经费”的名义，向北上广杭四地79家医院的503位医生“行贿”。“研究经费”是医生正当的报酬还是商业贿赂，引发了医药界的热议。

1　研究经费不应视为商业贿赂

临床研究与机构相对应

王仲（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科研资助不应视为商业贿赂。我个人非常反对商业贿赂，因为它改变了医生的临床行为，其危害性远远大于红包的危害。

商业贿赂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医生开药，医药代表直接给医生好处费；另一种是借学术支持之名，实则带有附加条件，如“我支持你，你必须用我的产品或开多少支药”等。这是在从病人身上盘剥钱，绝对不允许。

开展临床试验要和机构签署协议，所以研究经费针对的一定是机构，是公对公，其从立项到审批要经过严格的管理标准和流程。比如要经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查，要与每一位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科研经费要由财务部门专门管理等。

应该肯定的是，大多数药企对医生提升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向上的作用。近些年来，医学本身发展迅猛，医生必须不断了解本专业领域的新药，掌握新技术。向谁学习？厂家直接、快捷地提供了这种学习机会。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支持，又有哪家医院有能力给这么多医生提供如此大量的继续教育支持呢？国内医生的继续教育受益于这种支持。只要这种支持没有左右医生的临床行为，没有附加各种条件，不要求医生给出各种承诺，就应该允许。大部分厂家的支持没有带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商业贿赂。

要付给医生观察劳务费

俞康（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药企支持临床研究通常有两类情况，第一类又包括两种形式：1. 药企与基金会合作，如吴阶平基金会，这需要通过正规渠道申请和评审，但主要是定向研究，如针对药物的作用机制或药物的其他适应证研究等，以基础研究为主，有着比较健全的管理体系。2. 与当地医学会合作的小型研究基金，操作方式基本相同。

第二类就是药物临床试验。药物临床试验要在SFDA确定的临床试验基地进行，临床试验药物要有试验药物批文，且要通过牵头单位的伦理委员会审批；中心伦理通过后，大多数试验单位还要经本单位的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受试患者的利益。具体的操作基本上由第三方公司负责。

1~3期的试验药物是免费提供的，包括药物临床试验观察费、病人检查费和交通费等。观察费在临床药物试验费用中占的比例不大，中心需要提取一定的管理费，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观察医师的劳务费（包括填CRF表、随访病人等），可能毎例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根据工作量而定。

即使是上市后进行临床研究（四期），也基本类似，多有较严格的监管机制。可以说，正规的研究经费与商业贿赂是毫无关系的。

核心是临床试验是否立项

陶宝东（浙江省磐安县卫生局）： 新药上市后普遍需要进行临床监测试验，企业给医院和医生支付相关报酬属于正常行为，不应该视为商业贿赂。

在新药开发过程中，临床试验是不可缺的主要环节。药品进入临床试验环节，医生抽取样本量分析数据，为药物开发提供科学参考，属合理行为。药企因此提供经费供医生开展新药临床试验，即便在国外，也是常有之事。在我国，临床研究曾因缺乏经费支持，一度明显滞后。近年来由于不少药企提供经费，促进了临床研究的开展。

药企提供的是研究经费还是行贿是很容易区分的，关键看核心要素——临床试验是否立项，医生是否提供样本和分析数据。如临床试验通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验证，正式立项，医生收集样本后提供了数据反馈，便不能称之为贿赂；相反，如果医生收取了费用，但未采样分析、试验研究，便违背了医学伦理，应该视为商业贿赂。

      药企按样本量支付给医生劳动报酬，这种做法与药品销售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一个研究方案的设计并不复杂，但医生得到的研究费用却很多，就需要警惕了。另外，药企私下自行支付给医生合同外的研究费用，这肯定是贿赂。

2　科研经费管理有不足

对科研硬性规定存隐忧

姚鹏（北京朝阳医院肝病科主任）：一些药企拿出部分经费用于支持科研或教育，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应该欢迎。当然，如果以临床研究之名，不行临床研究之实，这是不合规的，应该予以杜绝。

当前，科研经费仍然很有限，医生要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各医院对医生搞科研都有硬性要求，医生晋升、晋级离不开科研、论文，而能提供科研支持的途径又少之又少，这就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如果临床研究中出现各种不规范现象，与这种供需矛盾有直接关系。

企业指明这笔钱是用于科研的，医院也确实用在研究上，政府应该鼓励，并在支持的基础上给予监督和引导，让它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对医院、对病人、对国家都有益处。反之，如果是挂羊头，卖狗肉，把科研费用挪作他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和是不是科研经费已没关系了。如果他敢挪用科研经费，就同样敢挪用別的经费，即便这次侥幸逃脱，下次也必受惩处。

据了解，美国医生没有做科研的硬性要求，他们做科研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通常也是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做。他们拿到研究经费后，大部分用于支付雇员的工资，也会有一点用于补偿自己少看病人带来的损失，以及补偿病人的路费、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处理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医生不会因为科研而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收入。

不合规行为缘于制度缺陷

孙学军（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研究经费通常来自两个渠道：政府，相对比较中立；企业，有利益倾向。研究经费来自企业或国家中立机构，情况是不同的。比如研究一种药品治疗肺炎，药企与这项研究利益攸关，这时发表文章一定要写明是否得到其资助。国外称其为Benefit of confilict（译为利益冲突），是在判断科学研究的结论时必须考量的。

医生参与药品临床试验，企业提供研究经费并支付医生报酬，应该是公开的，也合情合理，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按照国外的惯例，也必须明确说出来。

目前我国医生收入低，有些人不舍得拒绝送到眼前的钱财。国外医生不敢拿企业的好处费，因为一旦查出来，执照将被吊销，代价太大了。国外医生一个月挣1万美元，企业给2000元，肯定不合算；若多给，企业又给不起，再加上保险公司的审查，所以没有医生敢冒风险。

另外，国内研究经费付给研究人员的比例很低。比如国家自然基金只有15%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的报酬，而这个比例远远不够。如一项课题经费是100万元，5年完成，每年用于报酬支付只有3万元，这笔钱除了要付给参与课题的研究生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员。如果拿到的项目基金是上亿元，这种困难更加显而易见。而国外用于给研究人员的报酬高达80%。我们的经费模式与国外不同：除了学生以外，大部分研究人员拿着单位的工资；国外除了老板和两三个人外，其他人员的工资要靠研究经费支付。加上我们的试验试剂成本远高于国外，导致研究人员想办法挪用经费的情况也不鲜见。再有就是一女多嫁，即同样的课题向地方申请、向国家申请、向企业申请。在美国，一个研究项目多渠道申请被查出来是要判刑的。有时你会看到国内杂志上一篇文章下面注明多个研究课题的资助，就是这个缘由。

陈欣

谈及这些，是感觉我们在科研管理模式上还很粗放，一些方面也比较滞后。因为制度的缺陷导致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情况存在，应该首先完善制度，而不应一味谴责、惩处具体做事情的人员。
3　远离贴着科研标签的贿赂
王宗圣（大连主任医师）：药企在药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３期临床试验。此时药企付给医院的研究经费是公开的，而医院对这项经费是专款专用；给予参加药品临床试验人员一定报酬也是合理合法的。由于药品尚未上市，医生不能给患者开药，所以医生不会因收报酬而产生多开药的冲动。但是，当药品上市后开展四期临床试验，即上市后市场监测研究（简称PMS）时，医生可以给患者开上市的药品。如果医生开药越多，得到的研究经费就越多，这会诱使医生扩大该药的适用范围。对此，监管部门应当警惕。特别是当四期临床试验并非必须、药企有促销之目的时，更要严加监管。
治理医药购销流通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必须完善顶层设计，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对药品要完善定价体系，实行药品由国家在核实成本的基础上，定出合理的销售价格，挤干药价虚高的水分，根除药企进行贿赂的利润空间，实行药品统购统销，加大惩罚力度，从源头上根除医药购销流通领域中的腐败。
黄永良（江苏常州监狱医院）：临床科研必须加以鼓励，从事临床科研的医生理应得到奖励。这不仅是对医生科研劳动的尊重，也有利于调动医生科研的积极性，促进医学的进步，造福于患者。如果有些器械、药品生产、销售商为了自身利益，借赞助医生临床科研的名义，向医生行贿，不仅败坏了医疗行业风气，也损坏了医学临床科研的声誉。
其实识别临床科研与商业受贿并不难，难在监督管理上。医院应采取监督措施，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教育医生自觉远离不看科研成果、只看销售额送来的“研究经费”。
薛大海（北京市天桥医院）：中国病人基数大，盲目地把一些所谓的新药用在病人身上已不是新鲜事，该严管了。一些医生只追求卖出去的药品数量，不管药品的作用如何，是否有效。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应严惩，甚至可以考虑将该医生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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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合法，一是不透明，二是没有这样的制度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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