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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歌一曲月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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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及反传统主义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泛滥的社会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条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使部分中国人产生效仿日本的动机，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医学生的涌现，既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废除汉医与近代留日医学生

西方现代医学在世界范围推广之前，各国都有与其自身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总体趋势是逐渐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医学在近代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也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微产生了示范效应。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有了韩医方。513年，中医被引进日本，“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1]中医日益成为日本医疗体系的主流。16世纪开始，同样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洋医学带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影响远不及汉医深远。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此后，兰方医在日本不断壮大，到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屡屡发生冲突。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的兴趣，“（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之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2]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冲淡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

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西医事业，举办医校、医院，聘请西医学者任教讲学，派员留学海外，培养西医人才。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3]

日本的医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剥夺了汉医的授徒传业权，也就断绝了汉医的繁衍生存权。虽然，汉医们也曾组织过***、请愿、结社等斗争，要求修改医师法，另定汉医考试条例，允许汉医办学培植人才，但均无济于事，颓势难挽。汉医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汉医与西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西医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据明治初年之调查，医师百人科学医仅21人，在明治7年顷仍有汉方医8人对科学医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调查，原由政府免试而许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来免试许可者已减至23900人。”而“经开业实验及格者”则从4072人增至8467人。[4]可以看出，西医势力日益壮大并逐渐占得上风。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列强近两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日本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现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结果，日本现有的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犹如母子之关系：“磅礴弥纶于现今之世者，无分泰东西，皆唯一无二之欧化主义也。泰西文明之为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观于东邦革新，输进欧化，举国风靡。哲学也，耶教也，文物也，风俗也，盖去不尽弃其旧而倾向焉。卒归日本国家之主义。是可见欧化之实效也。”[5]而中日两国命运的迥异，正是在欧化问题上所采取不同态度所致，是否具有欧化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欧化东渐一语，日本妇孺皆习为口头禅。而叩诸中国人，虽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强、财困财裕，固无关两国之兴败。两国之兴败欧化故。……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遂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6]因此，中国如果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快欧化的步伐。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而在其后的军事对话中，中国被打得鼻青脸肿，“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距，令国人如梦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开明的君王和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日本这个突然崛起跻身强国之林的岛国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视这个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新对手。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纷纷上书光绪帝，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变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厦将倾的危局，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他们向光绪上书道：“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而为国者，其始遭消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7]对一落千丈的国势，光绪帝决定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东文馆，学习日文，同时派遣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8]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这样，在中日统治者的双重推动下，自清末以来，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不下于5万人。[9]在这5万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西洋医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日本国富民强，对心怀救亡图存、振兴国运的有志青年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学习西医者。1902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学生中，已有3名习医者。[10]1902年，鲁迅就是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1]东渡日本，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弃医从文。据李喜所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1905年起，逐渐增加，1907年达到高峰，其中千叶医专由于与学部签订招收中国学生办法，人数最多。据1907年底中国留日医学生创立的医药学团体“中国医药学会”的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95人。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07年同仁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35人。

资料来源：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4页；《留学日本医药学校同人姓名调查录》，《医药学报》1907年第6期；沈殿承：《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212页。

从表3－1可以看到，1907年以后，留日高潮逐渐减退，但习医者仍然不少。据牛亚华统计，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有163人，实际人数更多。[12]但坚持到毕业的人数并不多，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23所医学专门学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国留学生毕业。[13]

留日医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成立多种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不断进行学术交流。1906年，千叶医专的留日学生组成“中国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医药学报》，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刊物介绍西医学、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医药政策、医学史、医药新闻及卫生常识。1907年春，金泽医专的留日学生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出版《卫生世界》。神户的留学生组织“中国精神研究会”，1917年出版《精神杂志》。1907年成立的“中华药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专门协会，1909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通过章程，王焕文被推为会长。协会仿照《日本药学杂志》的体例，创办药学杂志。“中华药学会”由日本到中国，规模日盛，对近代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诚然，在20世纪之初，日本医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欧美医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大批留日归国学生是构成这一群体的最基本部分，因为从留学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留日学生远远超出欧美留学生。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表明中国新医学事业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西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登上新医学舞台，……自此西医科学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医学并峙于中国医坛。这表明中国作为被传播者的地位开始结束，这一知识群体既是西医学的传播者，更是专门科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留日学生和留欧美学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医界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14]其次，丁福保先生所开创的翻译日文医学书籍揭开了汉译西医文献在华普及推广的新篇章，这些医学典籍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欧美传教医师半个世纪的努力。”[15]

二、留日学生与近代医学事业——以汤尔和为例

清末的留日医学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医学的熏陶，不论在医学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中，已经打上了西方医学的烙印。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的又占绝大多数。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以后，在20世纪初承担起传播西医学的职责，成为中西医学跨文化传通的中介。他们活跃于教育界、医院、研究所；并在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教育、医药卫生政策、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动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官办的医疗机构施展影响，与欧美体系的西医派分庭抗礼，各领风骚。汤尔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人。1905年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汤尔和是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之一，然而，由于汤尔和晚节不保，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长期以来被诟为历史罪人，“遗讥于医林”。[16]多少淹没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以下略述汤尔和作为一个留日医学生，在回国以后对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1、领衔创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虽然四年后停办，但在客观上为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奠定了前提。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开始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予以重视。1912年9月，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电邀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此前汤尔和等人在浙江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病院副院长。汤赴京以后，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医学馆旧址，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比汤尔和晚一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周颂声也应邀参与了创建工作。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教授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周颂声出任教务长。1912年10月26日，民国政府颁发校章，正式成立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汤尔和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致辞：“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17]他的讲话开宗明义，指明在我国建立现代医学教育的宗旨。学校草创之初，教职工仅9人，首批学生72人。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800元，每月经费千余元。然而，汤尔和等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惨淡经营十几年。该校从小到大，规模日盛，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直至北京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共为国家培养出1166名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18]

2、倡导人体解剖、制定《解剖条例》

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封建传统十分悠久的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形成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程只是形同虚设。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因此，他敢为天下先，亲自起草解剖条例，向政府力陈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请求公布《解剖条例》。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初次呈请并未获准。汤尔和又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22日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医学工作者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19]由于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中国医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

解剖条例十分简单，共有五条，规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种尸体。1914年4月22日，内务部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20]充实完善了解剖条例。然而，虽然有了解剖条例，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困难重重，阻力很大，“虽有政府明令准许医校及医院解剖尸体，而地方官及当事者，每以避世俗攻击，迄未能实力奉行。”[21]医学校和医院只有少量的尸体解剖，有时还不能顺利实施，受到非法干涉。汤尔和虽“长北平医校，以解剖说当道，垂有成议。”也遇到了“乃事闻于步军统领之夫人，坚决不许”[22]的尴尬情状。尽管医学解剖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一帆风顺，但汤尔和等倡导人体解剖，但开风气敢为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3、组织学术团体、推动医政改革

1915年8月，汤尔和、周颂声、侯希民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总会设在北京，各大城市均设有分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相互交流经验。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会，推举汤尔和为会长，1917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该会的章程为：研究日新之医药学，力求进步，以期学术之独立；联合海内外同志交换智识，以期同轨之进行；扶植我国医药教育；建议卫生行政法案，请愿政府，以促卫生行政之进行。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23]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22年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编著或编译了一系列我国自己的医学教材。他本人不仅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断从事医学研究。1921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医学教育，曾在柏林大学解剖学及生物学院做访问研究，在德国著名学术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h.f.mikr.Bd.（1922，96）发表两篇论文，很快即被组织学名家所引用。[24]

汤尔和十分注重医药管理和医师培训工作。辛亥***以后，一些中医呼吁国家应实行统一的医药管理。1915年，固安县中医张治河及前清太医院医生赵存仁先后呈文教育部要求立即组织医生考试。北洋政府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去征询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意见。该会创始人汤尔和不久呈文教育部建议照朝鲜的办法实施。他认为，应“博采东西成法制定规程，限以科目，公布海内，俾众周知，凡非学校出身必须此种试验。”[25]汤氏的建议比明治早期日本的汉医政策还要严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卫生调查。主要是调查医生。虽然这次调查因为阻力重重而失败，但无疑是北洋政府力图医政改革的一次尝试。

4、翻译、介绍西方医学著作

汤尔和在翻译和传输西方尤其日本医学专著上卓有建树。他倾其所学，翻译了大量日本医学名著。1915年他翻译的石川喜直著《局部解剖学》二册，由日本吐凤堂出版。其后，他又翻译了下平用彩著《诊断学》（1919年，商务印书馆）、志贺浩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木下正中、清水由隆的《近世妇人科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西成甫的《精撰解剖学》（1938年，同仁会）、宫原虎的《牙齿的病理及疗法》（1934年，同仁会）、永井潜的《医学与哲学》（1926年，商务印书馆）、《生物学与哲学之境界》（1926年，商务印书馆）、冈村周谛的《生物学精义》（1926年，商务印书馆）长谷部言人的《自然人类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及德国学者L.Michaelis的《胎生学》（1919年，京华印书馆）、Gegenbauer等的《解剖学提纲》、F.Claty的《青年心理学》。其中《解剖学提纲》和汤尔和自著的《组织学》（1914年，东京吐凤堂）是北洋政府时期医学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近世妇人科学》和《生物学精义》被收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学丛书》。[26]

毫无疑问,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他的生平及经历反映了大部分留日医学生相同的人生履历。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废止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废除汉医同样给中国医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和海归派废止中医倾向的确立，这场论争是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战的前奏和预演，而废止中医思想的出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演变的主题和走向。

早在1900年左右，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医界已成为时髦之语。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严复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7]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28]

梁启超更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同时否定。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29]，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30]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31]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遭遇，强忍委屈，为西医作辩护。[32]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更加高涨,也出现极端主义者，他们甚至毫不吝啬地将攻击谩骂之辞统统塞给了中医。1903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一文中，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怪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指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医治之术无不及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亚间。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33]

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中更是对中医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34]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纶。吴汝纶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他虽没有梁启超等人那样组织医学善会以倡西医的实际行动，但对中医的鄙薄和对西医的崇尚是十分坚决的。他对中西医的言论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故河间、舟溪、冬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35]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认为中医是“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于中医之一笔抹杀”。[36]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十分偏执，以至于临终死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37]

在政界和医界，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影响最深的人物要数汪大燮、汪精卫、褚民谊、余云岫和汪企张。这些人物都是海归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要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38]

汪大燮1903年（光绪29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民元前曾出使英国、日本，后担任教育总长，他有强烈的废弃中医倾向，其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实出一辙。1912年民国肇建，医学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议事日程，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学校令，陆续颁布以后，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这次制订学制就是以日本体制为蓝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的。1914年北京开业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国民伊始，汪精卫更是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39]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汉医。汪精卫是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汪氏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褚民谊虽然没有留学日本，但同样具有西学背景，早年留学法国，后入史太堡医科大学。归国后先后但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他极力主张废止中医，论点与汪精卫相同，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同僚，其人是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重要决策人。

余云岫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他1905留日攻读物理，1908年改医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学院回国，曾任中央卫生委员，是最坚决的中医消灭论者。早在1914年留日期间，余云岫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极力主张医学***，把中医视为我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他钦羡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全盘西化，主张“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40]高喊医学教育必须仿效日本，而后来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所列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办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41]

汪企张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主张废止中医的急先锋。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1925年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并任书记。著有《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42]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虽遭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的先兆。

不难看出，日本废止汉医模式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些学生回国后，或成为政府高官显要，或成为西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废止中医的主张一脉相承，具有同样的西化渊源。无疑，这是蕴育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清歌一曲月如霜

郝先中，历史学博士，皖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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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日本新旧医学的兴废》，《周作人人文类编》第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53页。

[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汇文书局光绪戊戌（1898）年刊刻，第2页。

[3]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版，日新书院1947年版，第60～66页。

[4] 罗嵩翰：《日本近世医学教育之沿革》，《医育》1936年第1期。

[5] 董寿慈：《论欧化主义》，《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3月第4期。

[6] 《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东方杂志》社说，1904年10月第10期。

[7]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2～225页。

[8] 清廷大量派遣留学生东渡日本的其它原因，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游学》中说得清清楚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观察。一东文近于中国，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康有为在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亦称：“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励东游，速成尤易。”光绪帝其后在谕军机大臣等人时也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著即拟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该省迅即选定学生，开具衔名，陆续咨送；并咨询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出具切实考语，一并咨送，均毋延缓。”以上均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2～225页。

[9]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0]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1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作品集·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2]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牛亚华认为，实际人数远不止163人，例如，据吕顺长统计，仅浙江省1897－1911年在日本学习西医的就在68人以上，而牛亚华统计的浙江籍为42人。参见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4页。

[13]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13页。有些学生尽管半途而废，但是在接受西医学的浸润以后，不免产生了欧化思想，回国以后也会通过自己的言论表达出来。鲁迅就是典型的例子。

[14] 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交流文化史》，第457页。

[15] 同上，第457页。

[16]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14页。

[17] 鲍鉴清：《悼念恩师汤尔和先生》，《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论文集》，1940年，第2卷。

[18] 同上。

[19] 伍连德：《上政府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之条陈》，《中西医学报》1914年第12期。

[20]《解剖规则施行细则》，《中西医学报》1915年第8期。

[21] 史志元：《中国解剖学状况及尸体解剖方法》，《医学评论》1931年第13卷。

[22] 朱内光：《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敬书数语》，《医事汇刊》1935年第7卷4期。

[23]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24] 同上。

[25] 汤尔和：《呈教育部请整顿医师予备开业实验由》，《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7年第1期。

[26]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27]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页。

[28] 严复：《严复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47页。

[30] 同上，第49页。

[31] 同上，第50页。

[32] 1926年3月，因患血尿久治不愈，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做手术切除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此事引起了社会舆论对西医的攻击，北京好几家报纸都参与其中。面对这样的医疗事故，梁启超本人还是很宽容地为协和医院辩解，他在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对协和“带半辩解的性质”，要求舆论界常常对协和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毁的态度。他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的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断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1929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面对舆论界对西医的攻击也表现出不满，撰文加以讥讽：“自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告诉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参见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

[33] 转引自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34] 转引自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538页。

[35] 《吴汝纶全书尺牍一》，“答何豹臣”。

[36] 徐一士编著：《一士类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37] 吴汝纶（1840～1903）桐城派文学后期代表。同治进士，官至冀州知州。先后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临终前身患重病仍拒斥中医。参见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

[38] 这些人物本来就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偏执的中医观，加之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进而形成了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这种对日本的刻意模仿，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盲从。的确，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在许多人中形成了共识，即中国也可以尝试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模式，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在医学方面，只有效仿日本对待汉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全面发展现代医学。

[39]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40] 余云岫：《医学***论》二集，上海社会医报馆1932年版，第282页。

[41] 余云岫作为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将在本章第三节作为个案重点阐发，这里不再赘述。

[42] 汪企张：《唤起习旧医的青年子弟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诊疗医报社1935年1月出版，第200页。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102224521.asp
作者：郝先中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表3－1 1904、1907、1909年留日医学生人数学校分布表（单位：人）

清歌一曲月如霜

众所周知，西医在中国刚兴盛起来就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德日派别，一个是英美派。其实还有法国人创办的广慈医院，法文名称“圣玛利亚医院”（Hospital Sainte-Marie）（现在的瑞金医院）。

中国民国时期的西医历史一个充满了奉献，艰辛的传奇故事时代。要是能够沉心研究，展现那段传奇历史，也算是功德一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问题在于体坏了，光学用是学不好的，　没有体的情况下，这种用很快就落后和死亡了。



不能拿当时中国的落后来批判中医这门科学。看现在吧，日本的中成药出口在国际上占了多大比例？在中国占领了多大市场？去调查一下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买日本产的中成药？就因为同意名称的中成药或者治疗同一疾病的中成药，它的效果优于国产的！如果当今日本还抱当时的态度，那么他们的中成药研发能有今天的辉煌吗？
为什么在西方医学界+日本医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医这门科学的时候，还有中国人在讨论废除中医的问题？可悲呀可悲！！！




日本人废除了中医的诊疗方法，从是他们没有废弃中药的研究和开发，中国人没心情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药，一天到晚装神弄鬼忽悠人骗钱，中医治疗哮喘、糖尿病、肿瘤基本都是胡扯，但是陈部长他们搞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早已得到国际公认。只可惜大部分人还只停留在两千年前的认识水平上面。  



日本的成功就是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草药，在日本叫生药，日本的生药学药典完全用现代科学描述，而不是用性味归经。废除中医并不是废除中药，日本废的是中医，并不是中草药。
其实废的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学模式。成功在于用数学，理化学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模式认识世界！




别幼稚了行吗？我建议各位看一看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讲座，百度可以搜到。日本中成药出口，中国的药到美国要当保健品买。为什么？是我们国家还不够强盛。古代的瓷器和茶叶为什么被西方人当成宝贝，因为我们当时是世界经济大国，商业中心。人家从经济出发，不可能让我们挣到这笔钱。怎么说我们的药不如日本的？有依据吗？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医学

1、现在西方制药是抑制机体结构的生物制药，对人类的衰老疾病是束手无策的。哈塞尔廷说：‘每个人都知道制药公司迫切需要新的理念。近几年，药品投放市场的成本已经涨到了近10 亿美元，新药上市原来有如欢快的溪水，如今却变成了涓涓水滴。就是去当推销员。大制药公司将不再花费巨资去搞那些回报甚少的研发。他们将会变得善于在全世界寻找那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药品并进行营销’《1》。中药恢复器官功能的制药，如恢复肾功能；恢复心脏功能等就是生理制药，是治疗人类衰老疾病的，因此中药的生理制药对世界制药的贡献是博大精深的了

2、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就是对疾病的病情认识。对疾病的病情达到客观准确的诊断，可见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哲学辨证。可现在中医认为张仲景的辨证是与时俱进（最近），居然是现在意义上哲学范畴的辨证了。两千年前没有哲学范畴的辨证概念吧？难道张仲景开创了哲学范畴的辨证的先河，或张仲景是哲学家？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就是现在的循证医学对疾病的病情达到客观准确的诊断，也是很难的。有的老中医可能行吧。可见张仲景辨证论治的古中医学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就够博大精深的了。

3、中医的治本：‘正气存，邪不可干’，恢复‘正气’治疗疾病，就是恢复体质而治疗疾病的，慢性疾病只有‘正气存，邪不可干’，才能不复发；特别有些老中医治疗亚健康，属于治疗衰老的病范畴，是没有任何医药所能望其项背的。因此中医的治本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就够博大精深的了。

4、科学是可以怀疑的，古人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如陈云说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如果谁要说中医是科学的，就不要视他（古人）的中医言论为圣言与圣典，要从人体功能规律的角度去整理和发展中医。中医学不仅从整体探索生命活动规律（这是中医书的原话），而且更主要的是对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规律的探索（占中医基础理论书的四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就是科学（科学是对事物本身功能规律的认识）的。科学的中医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就够博大精深的了。

5、生理学说；“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是调节机体的各种功能，维持内环境稳定的两大信息传递系统。”它是对人体生理认识与规律和治疗疾病的指导。西医对人体生理认识是科学。因此我们就应该从人体功能规律这个角度来自己从新审视、探讨中医、西医。人体功能规律的医学它就是功能医学，这样中医、西医自然就融合起来了。中医、西医融合的机体功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就够博大精深的了。
参考
《1》《未来的制药公司》John Simons《财富》2005-5

清歌一曲月如霜

燧人氏：可以用火杀菌。
神农：凡药皆毒。
伊尹（商汤的厨师）：药食同源。
老子：要静养。
扁鹊：我是全科医生。
黄帝：天人不应才会生病。
秦始皇：把麻风病人都给我关起来。
张仲景：用药要看是啥人用啥药，这叫辨证论治。
华佗：曹操啊：我给你做开颅手术之前，你只要把我发明的麻药吃下去就啥都不知道了。
葛洪：徒弟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把我的方书放在肘子后头啊，准备随时看啊。
孙思邈：钱比命重要，把我的千金方刻到石头上去吧。。。
王焘：这个病人的尿咋是甜的？
王惟一：想学针灸？可以在铜人身上先练习。
宋慈：死人也是会说话的。
刘完素：要灭火。
张元素：把药归经。
张从正：治病要用汗吐下三法攻邪，不要开大处方。
李皋：要补脾胃。
朱震亨：要滋阴。
吴又可：发现瘟疫。
叶桂：瘟病要用卫气营血辨证。
薛雪：利气化湿可以治疗湿热。
吴瑭：瘟病要用三焦辨证。

清歌一曲月如霜

爱因斯坦：人为什么活着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
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
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
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
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
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
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
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
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
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
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
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
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
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
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
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
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
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
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
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
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
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
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
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
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
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
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
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
，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
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
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
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
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
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
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
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
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
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
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
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
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
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
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
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
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
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
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
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
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
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
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
—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
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
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
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
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
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
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
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
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清歌一曲月如霜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些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 三·一八” 惨案，有过“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

　　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 激进主义” 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清歌一曲月如霜

我认为现代人对中医认识有误区

中国文化是在阴阳八卦的基础演化来得，中国是哲学中庸的国度，因此中医有阴阳为符号的记载形式。至于张仲景的辨证论治，是对疾病病情的认识。是要达到客观准确的诊断与治疗。可见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哲学辨证。

可笑现在中医学院教的中医认为张仲景的辨证是与时俱进（最近）了，居然是现在意义上哲学范畴的辨证了，如有些中医名人说：‘阴阳五行是哲学中医的根基；阴阳五行是发展科学中医的障碍’。

两千年前没有哲学范畴的辨证概念吧？难道张仲景开创了哲学范畴的辨证的先河，张仲景是哲学家？可能有的老中医不是哲学范畴的辨证吧。现在的中医已经属于哲学了，可见张仲景辨证论治的医学基本断子决孙了。

清歌一曲月如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出现了无数种的不同医学，他们有着不同的方法与认识，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目的——治疗疾病，使人保持健康。这些医学之中有两种至今影响很深的医学，那就是中医学与西医学。古时人们学习医学时都要宣医学誓言。现在本人把这两种医学誓言以及现在我们医学生所宣德誓言列出来，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讨论。
中医学中的医学生誓言——唐朝孙思邈《大医精诚》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西医学的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
Hippocrates：The Oath of Medicine
　　I swear by Apollo, the healer, Asclepius, Hygieia, and Panacea, and I take to witness all the gods, all the goddesses, to keep according to my ability and my judgment, the following Oath and agreement: To consider dear to me, as my parents, him who taught me this art; to live in common with him and, if necessary, to share my goods with him; To look upon his children as my own brothers, to teach them this art.
　　I will prescribe regimens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according to my ability and my judgment and never do harm to anyone.
　　I will not give a lethal drug to anyone if I am asked, nor will I advise such a plan; and similarly I will not give a woman a pessary to cause an abortion.
　　But I will preserve the purity of my life and my arts.
　　I will not cut for stone, even for patients in whom the disease is manifest; I will leave this operation to be performed by practitioners, specialists in this art.
　　In every house where I come I will en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keeping myself far from all intentional ill-doing and all seduction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pleasures of love with women or with men, be they free or slaves.
　　All that may come to my knowledge in the exercise of my profession or in daily commerce with men, which ought not to be spread abroad, I will keep secret and will never reveal.
　　If I keep this oath faithfully, may I enjoy my life and practice my art, respected by all men and in all times; but if I swerve from it or violate it, may the reverse be my lot.
现在我们入学时所宣的誓言
医学生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清歌一曲月如霜

关于亚健康研究现状的思考
包祖晓
摘要：本文从亚健康的研究现状探讨了亚健康的概念和范畴以及亚健康与部分精神疾病的关系，认为：（1）目前占主流的“亚健康”概念实质上是指一种不健康状态，只是这种不健康状态尚未满足目前相应疾病的诊断标准而已，称这种不健康状态为“亚疾病”或“阈下疾病”似乎更合理，更具现实意义；（2）以往研究者在社区筛选的“亚健康”人群和经过体检排除的“有病”人群并未除外如抑郁症、神经症性障碍、躯体化障碍、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3）简单地把疲劳综合征、忧郁症等归于亚健康是有害的；（4）很大部分亚健康者可满足抑郁症、神经症性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要求。
关键词：亚健康 理论探讨

亚健康在中国的关注程度日渐高涨，针对亚健康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相应的流行病学调查、诊断标准研究、诊断技术研究、临床基础研究也陆续展开，然而对亚健康的认识却不一而足，无法界定。本文通过对亚健康的研究现状进行探讨，冀希望对今后的亚健康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亚健康的研究现状
1.1亚健康的概念和范畴
“亚健康”这一名词由中国学者王育学于1996年首次提出，其定义为：介于健康和疾病的中间状态，在相当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县级以上中心医院）经系统检查和单项检查，未发现有疾病，而病人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躯体和心理上的种种不适［1］。经过多年发展，有学者把亚健康状态的范畴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泛指身心上不适应的感觉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症状，如疲劳、虚弱、情绪改变等，其状况在相当时期内往往难以确诊；（2）某些疾病的临床前期表现，如已有心血管、脑血管、呼吸、消化系统和某些代谢性疾病的症状，而未形成确凿的病理改变；（3）一时难以明确其临床病理意义的“症”，如疲劳综合征、神经衰弱症、忧郁症、更年期综合征等；（4）某些重病、慢性病已临床治愈进入恢复期，而表现为虚弱及种种不适；（5）在人体生命周期中衰老引起的组织结构老化与生理机能减退所出现的虚弱症状；（6）微生态失衡状态[2，3]。
1.2亚健康的临床表现
王育学首先提出，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亚健康症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后人不断补充，如陈氏等提出“亚健康”状态分为三个阶段：（1）轻度心身失调：以疲乏无力、失眠、纳差、情绪不稳等为其主要表现；（2）“潜临床”状态：潜伏着向某些疾病发展的倾向，其表现比较复杂，可概括为三减退：即活力减退、反应能力减退和适应能力减退。临床检查可发现有接近临界水平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度和免疫力低下；（3）“前临床”状态：是指已经患病，但症状不太明显，医生尚未明确诊断，未开始治疗的状态[4]。钟氏把亚健康症状概括为：疲劳困乏、体力降低、精力不足；注意力分散、精神状态欠佳、适应能力减退；胸闷气促、心悸、健忘、烦躁、失眠、多梦、抑郁、惊恐、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性功能减退；食欲不振、精神紧张、工作效率低、遇事焦急、紧张、常感“累”等[5]。马氏将亚健康的具体表现分为三方面：（1）精神心理：精神不振、情绪低落、抑郁寡欢或急躁易怒、反应迟钝、失眠多梦或嗜睡、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焦虑等；（2）生理：乏力疲劳、头昏头痛、心慌心悸、胸闷气短、食欲不振、腰腿酸软、性欲减退、小便清长、手足发凉或麻木、抵抗力差等；（3）社会:不能较好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工作、学习困难，人际关系紧张，家庭关系不和谐，难以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等[6]。
刘氏等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结合中医临床专家的判断，并应用聚类及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亚健康状态主要临床表现，发现了以疲劳为主的21个症状是亚健康状态的最常见症状。其中，躯体方面（12个）：疲劳，疲乏休息不能缓解，头昏沉，眼睛干涩，眼睛酸胀，咽干，健忘，饭量变化，饮水量变化，吃饭规律性差，性生活满意度低，疼痛；睡眠方面（3个）：入睡困难，早醒，睡眠质量差；情绪方面（2个）：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精力方面（2个）：精力下降，精力不充沛；禀赋方面（2个）：平素怕冷，平素怕热［7］。
1.3亚健康的诊断标准和调查方法
国内尚无亚健康的统一诊断标准，部分学者直接把国外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当作亚健康诊断标准［8－9］。另一部分研究者通过自行制定标准，然后通过专家论证和实践验证进行完善，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制定的相应标准：持续3个月以上反复出现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但无明确疾病诊断，或有明确诊断但所患疾病与目前状态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即：①持续3个月以上反复出现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但能维持正常工作。②无重大器官器质性疾病及精神心理疾病。③尽管有明确的具有非重大器官器质性疾病或精神心理疾病诊断，但无需用药维持，且与目前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的减退无因果联系［7］。
亚健康的调查方法主要以工作单位或社区为单元，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调查者，然后进行问卷填写。部分研究项目在调查前对调查对象进行统一体检，包括：血尿常规、血脂、血糖、乙型肝炎病毒检测、肝肾功能、心电图、B超等项目，由医院体检中心医师负责排除疾病诊断［7］。
2思考
2.1关于亚健康的概念和范畴
从上文关于亚健康的概念和范畴可以看出，亚健康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这么说，健康概念的范围有多大，亚健康的涵盖范围就有多大；疾病谱涉及领域有多宽，亚健康谱的涉及范围就有多宽。因此，亚健康的概念是空泛的，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甚至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首先，人体只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例如，前苏联学者Berkman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人体除了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非健康非疾病的中间状态。明确指出这种中间状态即为尚未达到疾病诊断标准的不健康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进一步提出，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4个方面皆健全才算健康。据此推测，除健康之外的状态全部是不健康状态，即病态。因此，目前占主流的“亚健康”概念实质上是指一种不健康状态，只是这种不健康状态尚未满足目前相应疾病的诊断标准而已。不健康与健康是对立的，但它包括疾病状态，试图把疾病从不健康中分离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因而称这种不健康状态为“亚疾病”或“阈下疾病”似乎更合理，更具现实意义。例如，精神医学界把存在部分抑郁症状，但未达到抑郁症诊断标准的状态称为阈下抑郁或亚临床抑郁症，它与抑郁症造成同样严重的职业功能下降、社会功能损害、医疗负荷增加，其以高比例的患病率、自杀率及致残率而引起美国社会重视。
其次，大部分疾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许多疾病在早期阶段具有很高的临床误诊率和漏诊率。例如，恶性肿瘤发病率较高，但早期诊断困难，尤其部分恶性肿瘤在其原发病灶确诊前，因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肌肉等而表现为副肿瘤综合征，使临床表现不典型、多样化，很容易导致早期误诊。如果在没发现恶性肿瘤的原发病灶之前简单地冠以“亚健康”，这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疲劳综合征、忧郁症在国际上具有明确的诊断标准，病因和发病机制尽管未完全明确，但已非常深入；西方在20年前就已淘汰了神经衰弱症诊断，认为大部分神经衰弱其实是抑郁症，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还在继续使用该诊断。这些疾病致残率或自杀率很高，简单地把这些疾病归于亚健康对病人及社会都是非常有害的。
2.2亚健康与部分精神疾病的关系
从上文有关亚健康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标准可看出，如果病人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躯体和心理上的种种不适，但在相当规模的医院经各种检查又没发现问题，就可归于亚健康范畴。其实，这样的病人应该到精神病医院就诊了。因为综合性医院和中医院的医生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许多精神障碍的识别率非常低，而漏诊率和误诊率却很高。例如，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各类精神疾病都有严重的功能缺损，而且很大比例的患者未得到治疗，在我国至少50％未得到治疗［10］；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11]；一般内科医生对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障碍的识别率只有15.9％，抑郁症的临床漏诊率高达50％～60％，导致只有约1/4的病人能接受正规治疗[12]。从以往亚健康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看，研究者在社区筛选的“亚健康”人群和经过体检排除的“有病”人群其实并未除外抑郁症、神经症性障碍、躯体化障碍、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
仔细分析有关亚健康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标准可发现，亚健康临床表现中的许多症状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如精力减退或疲乏、睡眠异常、食欲下降、性欲减退、情绪低落、反应迟钝等。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法•第十版》中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这几个症状中如果出现5个，持续时间在2周以上，在排除了其它继发性原因后就可诊断为抑郁症。很明显，目前认为的亚健康患者很大部分可满足抑郁症的诊断要求。此外，还有许多亚健康者能满足神经症性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要求。有理由推断，精神心理疾病是这些症状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精神科医生的介入，是很难排除精神心理疾病与前述亚健康症状之间的因果联系。
3小结
综上所述，“亚健康”概念的实践可操作性不强，容易使病人和医护人员淡化疾病观念而丧失最佳治疗机会，最终酿成不良后果。从以往有关亚健康的研究资料看，“亚健康”一词作为医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有待商榷。

syhorc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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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歌一曲月如霜

器官捐赠在德国的现状


中国国内，目前大约有100万人等待捐赠器官做移植手术。而据官方统计,只有1%的患者能侥幸获得捐赠器官。中国政府决心在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相关规定方面进行改革。这显然不是件易事。德国进行器官移植已有几十年历史，直到今天，有关器官捐赠的讨论还在继续。

萨拉·贝尔宁拥有一张器官捐赠声明卡，有这张橙蓝相间的小卡片，就意味着同意在死后捐赠心脏和肝肺等器官给急需移植手术的病人。对于萨拉来说，捐赠器官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如果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把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说不定每个人都可能有需要移植器官的时候，如果人人都愿意死后捐赠器官，会帮助许多人。"

大部分德国人不愿意死后捐赠器官

像萨拉·贝尔宁这样想的人在德国并不多。只有17%的德国人声明死后愿意捐赠器官。大部分人不愿意做这个声明，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觉得自己死后，某一个器官在他人的身体里继续存活是件很可怕的事；担心，摘取器官时只是脑死亡，而身体还有感知，等等。那么，临床鉴定的脑死亡就是一个人生命最终结束的标志么？愿意捐赠器官的人死后，医护人员是否不会再做复苏尝试？纳戈尔（Eckhard Nagel）医生是德国伦理委员会成员，他表示：

"从科学鉴定角度说，也以我作为医生的专业知识为根据，临床脑死亡是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是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标志。"

尽管存在各种担忧，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还是赞成器官捐赠这种行为，只不过自己没有捐赠声明卡。纳戈尔医生认为，考虑捐赠器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死亡这个话题做番分析：

"因为许多人不愿意考虑死亡这个问题，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不写遗嘱，也不声明死后愿意捐器官。"

捐者意愿和病人生命哪个更重要？

欧洲进行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欧洲各国政治家、医生和神职人员有关如何规范器官捐赠和移植的讨论也进行了同样久的时间。直到今天，欧洲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规范。在德国，只有像萨拉·贝尔宁那样拥有一张器官捐赠卡的人，在死后才可以作为移植器官的捐赠者。而奥地利的情况则是，如果没有特别做出反对声明，每个人在死后都可能成为器官捐赠者。有关"捐赠者的意愿和等待移植者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这类话题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出现过。奥地利联邦卫生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n Bundesinstitut für das Gesundheitswesen）的普雷舍恩（Maria Preschern）表示：

"奥地利的立法机构最终决定：等待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命更重要。"

德国有关器官捐赠的讨论还在继续。德国伦理委员会的纳戈尔医生希望，今后不应消极地等待民众自己去办张捐赠声明卡，而是用一个更为积极的方式，主动询问民众是否愿意捐赠器官。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大家更多接触和考虑这方面的话题。

作者：Christoph Ricking/谢菲

责编：凝炼 原文转自德国之声

清歌一曲月如霜

从医学生誓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看做事思想的不同

　作者：天路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4e2b10100ht68.html　

　　医学生誓言（见下附注1）是每一个中国的医学学生进入学校（大学、研究
生、博士生）步入医师所行列的宣誓。

　　希波克拉底誓言（见下附注2）以希波克拉底(公元前5～前4世纪著名的希腊
医生)的名字命名,已经流传了约2000年，是确定医生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及医
生行为规范的誓言，据说这个誓言（oath）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已经在医生中以口
头的形式代代相传，是希波克拉底第一个把这一誓言用文学记录了下来的，故以
其名字做了命名。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国家教委高教司[1991]106号附件四文件颁布的《以学
生誓言》字字句句充满着口号式标语（slogan），没有一个字具有可操作性，本
人也宣过几次该誓言，说实话，实在不知所云，不过跟着领头宣誓的人念了几遍
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则充满着可操作性，虽然有些词
句带有封建行会及迷信的色彩，但其基本精神被视为医生行为规范。虽两千多年
了，很多国家很多医生就业时还必须按此誓言宣誓至今。

　　不妨看其操作性，非但有可操作性且充满着人情味：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
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
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尤不为妇人施堕胎
手术。(天路客按：限于时代及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客观的看待这句话)\凡患结
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尤不作诱奸之事\请求神祗让我生命
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国内医患关系如此恶劣，老百姓视之如喝血吃肉的饿虎、职业公信力缺失殆
尽、假文章假论文你抄我传满天飞，怨声载道，为政者为医者不能不反省了。

　　附：
　　————————————————
　　1.医学生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
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
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
终生！

　　——国家教委高教司[1991]106号 附件四

　　2.希波克拉底誓言（以流行本翻译为准）：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诺神为证，鄙人敬谨直誓，愿以自身
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
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
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
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
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
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
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
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
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
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清歌一曲月如霜

西医借科学名义加剧中医在国内地位衰落 《瞭望》  



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

　　中医堪忧！

　　中西医结合：半个世纪的争论

　　在为中西医结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人们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道，“***”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纯种马优势派”比拼“杂交稻优势派”

　　穆大伟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反驳这种观点：“的确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

　　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使命从来都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只是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

　　王振瑞认为，关于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对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倒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自19世纪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试图调和中西医，并发展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上世纪上半叶因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奉为“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的实验，并未引发“中医西医化”和反“中医西医化”之间的争论。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

清歌一曲月如霜

来自“科学”的挤压
　　“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

　　初入中国之时

　　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描述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

　　百年三次交锋

　　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编后：在有关专家眼中，“科学”在中国经过了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用这样的畸化“科学”观研究中医，将中医逼进了理论与资源分配的死胡同。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差别，突破融通很难。

　　根本上讲，中医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疾病的方式与西医有极大不同。

　　而对这样的文化哲学，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传承、发扬光大吗?  

清歌一曲月如霜

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谁发明了阿司匹林？  




作者：方舟子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阿司匹林算得上是最著名的化学药物，问世已有一百多年。阿司匹林一开始是以解热镇痛药闻名的，扑热息痛等副作用更小的解热镇痛药的出现抢去了它的市场，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现阿司匹林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让它获得了新生，重新成为最常用的药物之一。现在每年全世界要消耗掉4万吨阿司匹林，相当于服下1200亿片阿司匹林药片。阿司匹林原是商标名称，它的化学名称是乙酰水杨酸，其实应该称为乙酰柳酸，其来源和柳树有关。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已记载从柳树皮提取的苦味粉末可用来镇痛、退烧。此后柳树提取物一直被收入西方药典。到了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建立，科学家们试图从植物药物中纯化出有效成分。1827年，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10年后，意大利化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而其实水杨酸在几年前已由德国化学家从绣线菊提取出来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它与水杨苷的关系。水杨酸的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1859年，德国化学家发明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此后，水杨酸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而且口服水杨酸会导致胃痛，当时也误以为这是由于其酸性引起的。因此就想到要如何避免水杨酸的酸性。为此，德国拜尔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拜尔公司是建于1863年的一家化工小公司，原来主要是生产染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染料业开始衰落，拜尔公司转而研究化学制药。它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于1899年上市，一举成名。拜尔公司因此成功转型，演变到现在，竟成了德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按照拜尔公司的说法，阿司匹林是在1897年由它的一名年轻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首次合成的。据说，霍夫曼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服用水杨酸消炎止痛，但是水杨酸又让老霍夫曼胃痛。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在父亲的激励下，霍夫曼决心寻找一种具有水杨酸的疗效而副作用较小的药物，为此翻阅化学文献，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地发现了乙酰水杨酸。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传说最早出现在1934年由拜尔公司的一名退休化学家写的书中，此后成为权威说法出现在各种有关阿司匹林的文献中。乙酰水杨酸其实并非霍夫曼发现的。早在1853年法国化学家查尔斯·葛哈德可能就已制造出乙酰水杨酸，只不过他把它叫做另一个名字。1869年，约翰·克劳特合成了更纯的乙酰水杨酸。1897年，德国一家化学公司已在批量 阿司匹林算得上是最著名的化学药物，问世已有一百多年。阿司匹林一开始是以解热镇痛药闻名的，扑热息痛等副作用更小的解热镇痛药的出现抢去了它的市场，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现阿司匹林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让它获得了新生，重新成为最常用的药物之一。现在每年全世界要消耗掉4万吨阿司匹林，相当于服下1200亿片阿司匹林药片。

　　阿司匹林原是商标名称，它的化学名称是乙酰水杨酸，其实应该称为乙酰柳酸，其来源和柳树有关。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已记载从柳树皮提取的苦味粉末可用来镇痛、退烧。此后柳树提取物一直被收入西方药典。到了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建立，科学家们试图从植物药物中纯化出有效成分。1827年，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10年后，意大利化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而其实水杨酸在几年前已由德国化学家从绣线菊提取出来了，只不过当时不知道它与水杨苷的关系。

　　水杨酸的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1859年，德国化学家发明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此后，水杨酸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而且口服水杨酸会导致胃痛，当时也误以为这是由于其酸性引起的。因此就想到要如何避免水杨酸的酸性。为此，德国拜尔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拜尔公司是建于1863年的一家化工小公司，原来主要是生产染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染料业开始衰落，拜尔公司转而研究化学制药。它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于1899年上市，一举成名。拜尔公司因此成功转型，演变到现在，竟成了德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

　　按照拜尔公司的说法，阿司匹林是在1897年由它的一名年轻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首次合成的。据说，霍夫曼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服用水杨酸消炎止痛，但是水杨酸又让老霍夫曼胃痛。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在父亲的激励下，霍夫曼决心寻找一种具有水杨酸的疗效而副作用较小的药物，为此翻阅化学文献，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地发现了乙酰水杨酸。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传说最早出现在1934年由拜尔公司的一名退休化学家写的书中，此后成为权威说法出现在各种有关阿司匹林的文献中。

　　乙酰水杨酸其实并非霍夫曼发现的。早在1853年法国化学家查尔斯·葛哈德可能就已制造出乙酰水杨酸，只不过他把它叫做另一个名字。1869年，约翰·克劳特合成了更纯的乙酰水杨酸。1897年，德国一家化学公司已在批量生产乙酰水杨酸。

　　那么是不是霍夫曼为了给其父亲治病，发现了乙酰水杨酸的药用价值呢?一直有历史学家质疑拜尔公司的这个说法，但未受关注。2000年年底，英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瓦尔特·斯尼德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重提此事，才引起了注意。他们认为当时担任拜尔公司制药组负责人的亚瑟·艾兴格林才是阿司匹林的主要发明人。

　　主要的依据是艾兴格林在1949年为纪念阿司匹林面世5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艾兴格林声称他指导霍夫曼去合成乙酰水杨酸，当时霍夫曼甚至不知道合成它要干什么用。艾兴格林将几种水杨酸衍生物送到拜尔公司药理组进行初步试验，认为其中乙酰水杨酸的效果最佳。接下去应该是进行临床试验，但是药理组负责人海因里希·德里瑟错误地认为乙酰水杨酸对心脏有害，拒绝进行临床试验。于是艾兴格林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觉得乙酰水杨酸无害，就偷偷地交给在柏林的同事费利克斯·古尔德曼，由后者召集医生秘密地进行临床试验。试验的结果非常好。古尔德曼向拜尔公司管理层报告试验结果，但德里瑟仍认为该产品没有价值。在拜尔公司研究负责人卡尔·兑斯伯格的干预下，才开始全面试验、评估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改变了看法，在1899年发表一篇介绍这个新药的发现经过的文章，文章中既没有提艾兴格林，也没有提霍夫曼。德里瑟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从阿司匹林销售中获利的。艾兴格林、霍夫曼和公司签的协议是他们将从他们发明的专利产品中获得专利费，但是乙酰水杨酸没有专利，因此他们得不到专利费。而德里瑟和公司的协议是任何由他引进的产品他都能分成。因此德里瑟从阿司匹林的销售中获得了大量分成，得以早早地退休过富人生活。

　　霍夫曼的上司。斯尼德推测在德里瑟于1897年4月1日加入拜尔公司后不久，德里瑟对艾兴格林提交的乙酰水杨酸样品做过初步测试。但是并无这方面的记录。德里瑟的实验记录开始于1898年5月。有关乙酰水杨酸实验的最早记录是霍夫曼在1897年8月10日写下的。在这个记录的最后，霍夫曼写下一句在语法上不太通的话，可以理解成将对该化合物进行试验，但斯尼德认为应理解成此前已对该化合物做过试验，也就是说，乙酰水杨酸此前已被合成出来并测试过了。但是并无记录能够证明此前霍夫曼或拜尔公司的其他人合成过乙酰水杨酸。不过有间接的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在1918年出版的纪念拜尔公司成立50周年的文集中，艾兴格林撰文说，在初步试验了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将其搁置了18个月。德里瑟也在同一文集中撰文，但没有反驳这个说法。拜尔公司在1997年公布的资料也表明霍夫曼生前曾几次向同事抱怨德里瑟搁置乙酰水杨酸。实验记录表明德里瑟开始重新试验乙酰水杨酸是在1898年9月27日，18个月前是1897年4月，比霍夫曼记录其合成乙酰水杨酸早了4个月。但是这毕竟只是间接的推测，并非直接的证据。德里瑟是不是与阿司匹林的发现毫无关系?霍夫曼是不是在艾兴格林的指导下不知目的何在地做实验的?现在只有艾兴格林的一面之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2009.4.21.(《经济观察报》2009.5.18)评论请去：http:xysblogs.orgfangzhouziarchives4912

　　艾兴格林早在1908年已离开拜尔公司自己创业，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说出事实真相?斯尼德认为这与他的犹太身份有关。在有关霍夫曼为了减轻父亲痛苦发明阿司匹林的传说开始出现时，***已经掌权。艾兴格林由于其妻子是“雅利安人”，而得以暂时保有自由身，但也只能过着低调的生活。当时德国官方的说法是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是霍夫曼和德里瑟，艾兴格林不敢表示异议。1944年，76岁的艾兴格林终于还是被***投入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写了一封信，开始写下他所知道的阿司匹林的发明经过。14个月后，他被苏联红军解放。1949年，在写下有关阿司匹林的回忆之后不久，艾兴格林就去世了。

　　拜尔公司至今坚持认为霍夫曼是阿司匹林的发明人。他们说，根据公司的记录，艾兴格林和霍夫曼的地位一样，艾兴格林并非霍夫曼的上司。斯尼德推测在德里瑟于1897年4月1日加入拜尔公司后不久，德里瑟对艾兴格林提交的乙酰水杨酸样品做过初步测试。但是并无这方面的记录。德里瑟的实验记录开始于1898年5月。有关乙酰水杨酸实验的最早记录是霍夫曼在1897年8月10日写下的。在这个记录的最后，霍夫曼写下一句在语法上不太通的话，可以理解成将对该化合物进行试验，但斯尼德认为应理解成此前已对该化合物做过试验，也就是说，乙酰水杨酸此前已被合成出来并测试过了。但是并无记录能够证明此前霍夫曼或拜尔公司的其他人合成过乙酰水杨酸。

　　不过有间接的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在1918年出版的纪念拜尔公司成立50周年的文集中，艾兴格林撰文说，在初步试验了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将其搁置了18个月。德里瑟也在同一文集中撰文，但没有反驳这个说法。拜尔公司在1997年公布的资料也表明霍夫曼生前曾几次向同事抱怨德里瑟搁置乙酰水杨酸。实验记录表明德里瑟开始重新试验乙酰水杨酸是在1898年9月27日，18个月前是1897年4月，比霍夫曼记录其合成乙酰水杨酸早了4个月。

　　但是这毕竟只是间接的推测，并非直接的证据。德里瑟是不是与阿司匹林的发现毫无关系?霍夫曼是不是在艾兴格林的指导下不知目的何在地做实验的?现在只有艾兴格林的一面之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2009.4.21.霍夫曼的上司。斯尼德推测在德里瑟于1897年4月1日加入拜尔公司后不久，德里瑟对艾兴格林提交的乙酰水杨酸样品做过初步测试。但是并无这方面的记录。德里瑟的实验记录开始于1898年5月。有关乙酰水杨酸实验的最早记录是霍夫曼在1897年8月10日写下的。在这个记录的最后，霍夫曼写下一句在语法上不太通的话，可以理解成将对该化合物进行试验，但斯尼德认为应理解成此前已对该化合物做过试验，也就是说，乙酰水杨酸此前已被合成出来并测试过了。但是并无记录能够证明此前霍夫曼或拜尔公司的其他人合成过乙酰水杨酸。不过有间接的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在1918年出版的纪念拜尔公司成立50周年的文集中，艾兴格林撰文说，在初步试验了乙酰水杨酸之后，德里瑟将其搁置了18个月。德里瑟也在同一文集中撰文，但没有反驳这个说法。拜尔公司在1997年公布的资料也表明霍夫曼生前曾几次向同事抱怨德里瑟搁置乙酰水杨酸。实验记录表明德里瑟开始重新试验乙酰水杨酸是在1898年9月27日，18个月前是1897年4月，比霍夫曼记录其合成乙酰水杨酸早了4个月。但是这毕竟只是间接的推测，并非直接的证据。德里瑟是不是与阿司匹林的发现毫无关系?霍夫曼是不是在艾兴格林的指导下不知目的何在地做实验的?现在只有艾兴格林的一面之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清歌一曲月如霜

戏说：中医的“吃 屎”方剂考  



中医的“吃 屎”方剂考

　　作者：天路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4e2b10100g968.html

　　成书于宋·淳熙三年(1176年)程迥的《医经正本书》：“鼻闻臭秽，能治瘟
疫传染”（卷12），如今甲型N1H1流感肆虐全球，不知请“华佗”神医们搞点牛
粪***先给全国人民用用如何？如果确实“妙手回春、效如桴鼓”就可以推向全
世界了，也算为国争光，何必用达菲、何必用“疫苗”？又贵效果又不好。

　　追究起来，此类“***”方还是很有传统的，可谓源远流长。

　　《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载有鸡矢醴方：黄帝问曰：治之奈何？岐伯曰：
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中国医学大辞典》为之（鸡矢醴）作解释：
“五更热饮，则腹鸣，……次日觉足面渐有皱纹，又一次则渐皱至脖上而病愈
矣，……有以毒攻毒之意也。”，这里的鸡矢即鸡屎也。《神农本草经》载其微
寒无毒，主消渴，伤寒寒热。实一臭秽之物，以色白者入药。《本草纲目》记载：
雄鸡屎乃有白，腊月收之。而陈修园亦附会人说：“屎中之白者，精也”。陈氏
还说明了该方的服用方法：用鸡矢白一升，老酒二斤，炖热，渍鸡矢，乘热以布
囊绞取汁服。

　　东汉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中也载有鸡矢白、雄鼠屎、烧犬屎、马屎、牛
洞(稀牛粪)等利用动物粪便治疗疾病的方剂若干。

　　历史上到现在中医临床上常用的粪便类“药物”有：***称为戌腹米，治疗
积食与月经不调；夜明砂，即蝙蝠的粪便，其性寒，味辛，入肝经，有清热明目、
散血的作用，用于治疗青盲雀目、目盲障翳、瘰疬、疳积等病；寒号虫（一说鼹
鼠，存疑）粪便称为五灵脂，其性温，味甘，入肝经，有通利血脉、散瘀止痛之
功效，可治腹痛、胃痛、痛经、产后血瘀腹痛、经闭血瘀等病；人粪，如金汁，
清心退热，人中黄，清热解毒。

　　除此之外，稍微检索一下，还会发现不少曾经用过的动物粪便，不知现在还
用不用，例如：老鼠屎，称为两头尖，治小儿疳疾；猪粪名猪零，治小儿客忤；
羊粪治疗小儿泄泻；马粪名屎中粟，治疗小儿客忤及厌食；驴粪治疗经水不止；
骆驼粪，外用，止鼻衄；狮粪破宿血，杀百虫；虎粪治疗癝疽痔漏；鹿粪治疗难
产；猫粪治疗痘疮内陷；狼粪治疗骨鲠；明目砂，即野兔子粪便，其性平，味咸，
入肺、肝经，有去翳明目、杀虫解毒功效，用于治疗痈肿、疳疮痔瘘、目中浮翳
等疾病；猴粪治疗小儿脐风撮口；鸽子粪，称为左盘龙，治疗瘰疬疥疮；白丁香，
即麻雀的粪便，其性温，味苦，有小毒，能消滞治疝，退翳去胬肉，治女子带下；
燕子粪治疗五癃及小便不出；孔雀粪治疗白带及小便不利；鹰粪治疗虚积，杀痨
虫；龙涎香即鲸鱼的粪便，它是抹香鲸吞食墨鱼后，胃肠道分泌出来的灰黑色的
蜡状排泄物，其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之功效，
用于治疗咳喘气逆、心腹疼痛等。

　　综上可见，水里游的草稞里蹦的天上飞的，海陆空联合作战，无往而不胜。

人中黄”，也许有人认为可能是从人的粪便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在中药材分类中，“人中黄”如同“胆南星”一样，是一种加工制品。其制造的方法是：将甘草粉碎为末，装入直径约4～6厘米的竹筒内，竹筒口用布片塞紧并用松香封口(注意一定要将竹筒外皮和竹青刮去，以利渗透)。将竹筒浸入清水粪坑中2～3个月(一般是于冬季浸入，翌年春季取出)，用清水漂洗20天左右，每日换水1次，至无臭味为度。待阴干后将竹筒劈开，取出圆柱形的粉甘草，晒干即得。“人中黄”一般呈圆柱形，暗黄色泽，虽甘草粉末凝集，但纤维纵横交织依然可见，外表附有残存的竹膜，气味特殊，略坚硬但易剥落。
清热、凉血、解毒。　　
【主 治】　　治伤寒热病、大热烦渴、热毒斑疹、丹毒、疮疡。

上学时，听人说过这样的病例，一重症感染病人，抗生素连续使用3个月，倡导菌群失调，严重腹泻清水样，每日10余次，诸医束手，坊间一位老中医看过后，另家属粪池中取少量粪汁，灌肠2次，泄立止。

清歌一曲月如霜

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
来源: 网易历史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5年第12期 作者：唐小兵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上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看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傅斯年当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学大家，也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傅斯年确实是如论者所言的一代豪杰“傅大炮”，“童言无忌，心直口快”，他一开篇就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在这段话里，傅斯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把中医、西医的论争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而教育在他的潜意识里当然是现代化的教育，也就是欧美所代表的以现代科学为基准的教育。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才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也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唯一途径。而中医、西医的争论就说明了这种科学常识教育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取得实效。所以，一个医学上的论争在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甚至是“国格的问题”。科***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欧美中心主义的科学观的视野里，中医是与古来的衰朽的中国文化牵扯在一起的，自然是迷信的、愚昧的、祸害黎民的“巫术”，是无稽之谈和装神弄鬼，“科学”给了傅充足的底气。

傅斯年接着把中国人到了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还迷信中医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因为“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既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第二个原因在他看来是因为“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则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可见，在他看来，中医、西医论争的存在仅仅是说明了科学教育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和失责，反映了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庸众”的无可无不可的社会心理。这自然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闯将傅斯年的“合理逻辑”。于是，中医的沉渣泛起和甚嚣尘上就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的内部争论，而是折射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的某种失败，至少是在社会层面的“失效”。傅的这种言辞激烈的批评有着切肤之痛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正是对启蒙运动局限于上层和精英阶层的反思，傅斯年在接着的评论中建议政府介入医疗卫生的社会改革，他的思维方式从“形而上”自然地发生了“形而下”的位移。这是他精神品质中最可贵的地方。从政府管理的角度，他提出了六个方面，即：

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第三，要多多地训练内地服务之看护。第四，最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

在傅斯年所设想的政府这一系列的努力中，中医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仅仅是因为内地还没有足够的医生，所以应取“逐步废止之政策”，而不是立即废止。至于中医药的研究，不是近于巫师的中医的事情，而是“有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在文章的结尾，傅斯年还从私人生活的角度表态，以鼓励人们选择西医：“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医学界乃至拥护中医的读者的强烈反映。在紧接着的1934年8月13日，一个署名赵寒松的作者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赵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鼓吹政府“消灭”中医是“越界”发表意见，在他看来作为历史学家的傅斯年根本就没有资格以外行的身份来谈论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接着他从中医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气说”，认为并不仅仅是病菌才引发疾病，内外因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能引起人体的功能失调。他在文章的最后为中医存在的合理性辩护道：“傅君对于中医似乎非常痛恨，主张实行逐步废止政策，并加上许多胡闹胡说等侮辱中医的字句，殊不知中医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颠扑不破的经验与学理、真实的效用与价值，要是不然，也用不着傅君的反对与谩骂，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于此，不加考虑、随便颟顸武断，信口开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态。”赵寒松对傅斯年等留学过的学者言必称欧洲、美国也表达了其不可遏止的反感：“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假如中国人个个都学傅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地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这里除了对傅斯年的人身攻击可以搁置不论外，其所流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倒是现代中国一直庚续的思潮。

8月18日，一个署名叫陈泽东的人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驳斥傅的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这篇文章相对于赵寒松试图调和中、西医的改良论，显得更为保守与正统。如果说赵寒松的反驳是试图通过对六气的描述来架构一个关于中医理论的“科学体系”，以与西医的“科学逻辑”接榫的话，那么陈泽东的驳斥则显得更为彻底和“玄学”。他从神农尝百草说起，将中医的“历史与实践”描绘得莫测高深，他抬出黄帝之师歧伯辩白道：“精于变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者，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这一套玄之又玄的话语更像阴阳家的话语，而不是医学的语言，所以这种辩白在傅斯年看来是极其可笑的。这里赵氏与陈氏的辩白揭示了中医面对挟科学之威势的西医的冲击时两种回应的思路，前者似乎近于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观，但一方面历史已证明了其内在的保守性根本无法抵御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器用与质体并不是可以截然区分的，器用的普及无疑将逐渐地改变质体，因此，沿着赵氏的思路，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医注定是要衰落的。而陈氏则抱持一种强硬的“坚壁清野”的拒斥态度，认为中医自身是完美无缺逻辑自洽的，它有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哲学与思想作支撑，因此它并不需要改良，至少并不需要西医的“科学体系”来改塑它自身的“逻辑结构”，传统的精义已经在中医几千年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得到说明，无须西医或傅斯年之类学者置喙。所以，这个论题的性质其实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西医之争，而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中国文化如何实现其创造性的转化以与现代性接榫。

面对这两个中医拥趸咄咄逼人的言论，傅斯年并没有改变其立场，而是继续坚定地站在西医所代表的“科学”一方。由于《大公报》“星期论文”是实行轮流写稿制度，下次轮到他做已是十周之后，因此傅便在其作为编务人员的著名杂志《独立评论》上作了答复，这场关于中西医孰优孰劣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自然也就移植到了《独立评论》上了。傅在回复的文章《再论所谓国医（上）》中全面地置疑了中医所谓的“病理诊断”能力和可信度，认为建构近代医学的四大柱石“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实验药物学”都是科学的知识，而这些中医是根本没有的。傅斯年从各个层面论证了中医与近代科学、近代教育不相合的“历史事实”，实质也就是与现代历史的展开方向不相合。言下之意，中医是反科学的野蛮民族的迷信和巫术。对于陈泽东的辩护，傅斯年认为该文是“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他吁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对于赵寒松的改良论调，傅斯年如此质问到：“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

傅斯年显然还意犹未尽，他在《独立评论》第一一八号继续坚持中西医之间不可调和、折中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惺惺”的“援西入中”。他坦言到：

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诊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之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

接下来的辩论仍旧没有跳出改良论这个“无物之阵”，第一二零号的《独立评论》刊登了一个署名“志云”的读者来稿，他的文章指出，陈泽东之流本是食古不化的盲从者，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也代表不了国医的全体，国医自有他的价值在，非陈泽东之流可以理解的。他指出既然傅斯年已经承认中医不过是“经验良方“，既然是良方而且是通过经验得出的，自然就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就值得学者去做认真的研究，而不是通过政府用粗暴的方式废止。最后，他提出中西医之间应该互通有无、扬长避短而共同进步。傅斯年在这篇文章后面撰文直接回答了作者，首先他承认自己是措辞不当，中医不是“经验良方”，而仅仅是“方剂”。针对志云认为他没有资格来谈论这种纯技术的西学问题，他首先陈述了自己留学国外研习生理学的经历，并措辞强硬地反驳到：“殊不知‘国医’并非‘纯技术的问题’。近代医学是科学，凡受过一番不虚假的科学训练的人，都有维护、支持、发挥近代医学的立场之资格，中医是不曾有益的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故没有讨论近代科学或这样‘纯技术问题’的资格。”

而对另一读者、研究实验语音学的学者刘学濬的争论文章《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见《独立评论》第一二一号），傅斯年也一样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驳。刘的这篇文章与前述的论理性的文章不同，他仅仅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中医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发挥西医所不及的功用。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三岁多的小孩患痢疾被西医所耽误、几乎致死，最后通过中医才获救，而其孩子的玩伴一样地患痢疾找了最好的西医结果被治死了。所以他认为“中医的缺点及特点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问细胞起了变化才发生疾病，只问所生的是什么病。知道了病就按病去治。所用的药及药方都是经验良方。”傅斯年在文后的“附答”中倒是从西学与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反击理由：

凡是经验，一个人的不尽可靠的，要靠有资格的众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遗留下来。不幸我们的国医动辄曰秘方，此言若是谎话，更不必论；如假定他真有一个不示人的方剂，则试问方既秘矣，如何可以众人之经验断定其良否。……中国文化中有一件最不幸的事实，医学也不是例外者，即是中国文化中若干事缺少继续性。以学问论，人存学举，人亡学息，古往今来，每有绝学之叹，不像欧洲，能以学院教会、或学会之建制继续推衍的。以方技论，更不必说，百科杂样，每经乱事而失传。

傅斯年所说的这个方面诚然是中医的一大弊端，即祖传秘方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限制了其存续和厚生利用。在傅看来，这个姓刘的学者所举的例子根本不足为训，因为中医误死人的事例更多，从统计学的意义上他“科学”地认为西医优越于中医的效果。

科学主义思想方式在傅的思想世界和行为世界里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都变形成科学拜物教式的唯科学主义了。傅斯年研究专家焦润明指出：“他在当时理解的科学知识检讨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评价中国传统学术缺少怀疑精神和批判创新传统，不分学科而分宗派，缺乏个性以及与时代共进的同步意识，缺少科学精神，等等。因此，他主张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学术界，建立以人的创造性为本的学科体系，进行分科的精确性研究。”因此，在这场中西医的争论中，傅斯年是如此坚定地固守科学第一位的原则，从各个层面耐心细致地与中医的拥护者们辩论，力图让在他看来处于蒙昧中的国人体察到“科学真理的光泽”和中医玄学的“虚妄与可笑”，当然，这在他的心目中决不仅仅是一场中医西医之间的技术（工具理性）上的角逐，更多地象征了中西文化或者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较量。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和科学主义者，傅的学识、信仰与气质决定了他在反抗中医拒绝调和中西医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迟疑的。

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好像走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曾经的争论仅仅沦落为故纸堆里烟尘弥漫的发黄的纸片，当年针锋相对的辩论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今天，我们又重新开始探讨中医药的改革与出路了，当然，历史似乎停滞的同时其实暗潮涌动，至少对于今天关心中医药出路的学者来说，已经不需要像1934年的傅斯年那么“偏激和决绝”了。在当时国衰民弱列强环伺的历史情景中，西医更多的是与强大的“科学、西方、现代化”等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而科学与现代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代表了中国唯一的努力方向，因此他才会这么痛心疾首地憎恨中医。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多了一份从容与宽容，甚至，我们似乎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图景里，通过对中医药的出路的探讨来重新找到源自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养分，寻找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与文化价值，这自然也暗示了身处全球化之中的中国人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也许这是七十年前后同样的中西医讨论背后最大的区别吧。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唐小兵)

清歌一曲月如霜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作者：鞠 曦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代发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清歌一曲月如霜

我国的民族医药介绍  


一、藏医药
藏医药学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仅次于中医中药而有系统理论的民族医药，几千年来为我国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公元前3世纪，高原人就有了“有毒必有药”的医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番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医生。同时，藏王还请了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经典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藏医认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气、火、土、水、空间）组成，小五行在人体则指心、肝、脾、肺、肾；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依赖大五行的运行。“隆”（气），“赤吧”（火）、“培根”（水、土）、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元素（三因学说），任何一个元素的盛衰都会引起疾病发生。藏医学以其独特的“三因学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为基础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目前，20多种藏药己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95版，336种药品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藏药部颁标准。其中藏药材136种、成药200种。

二、蒙医药
蒙医药学是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医药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吸收藏医、汉医及印度医学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独特理论体系、临床特点的民族传统医学。
　　蒙医药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黄水、粘虫”。蒙医认为，人体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活动过程，内部消化系统，外部言听视行，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在三根七素的作用下，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之间的生命活动彼此协调，相互制约，才能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如某一部分发生病变，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以至整体，引起平衡失调，功能障碍，出现一系列症状。所以在医疗疾病过程中，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辨证地进行全身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
人和自然界也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人体通过感受器官和外界自然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对人体产生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人体内部三根的调节，使之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相适应，若七素之间的平衡失调，相互为害；或由于某种外因，人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状态遭受破坏，就会发生疾病。蒙医在临床上根据这一理论和原理解释各种致病因素的性质、特点和所致病症的临床表现。所以“扶正”与“祛邪”是人体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重要措施。
　　在药物学方面，蒙医药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制法和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西藏、印度等地区和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物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据《内蒙古植物药志》记载，在2781种高等植物中，有1198种可供开发利用的药用植物，其中488种既入中药，又入蒙药，其药性功能与主治有同有异，另有23种植物只作为蒙药用。如麻黄，黄芪、甘草、黄芩、知母、桔梗、防风等。

三、维医药
千百年来，神秘的维吾尔族传统医药一直维护着各族群众的健康。
维吾尔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宝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目前已收入国家级药典的药品就有202种，其中药材115种，成方制剂87种。维吾尔医药具有独特的临床有效性，有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体系。它和中医、藏医等民族医药学相比，有着其独特的治病理念。维吾尔医药学主要是由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组成，它认为，人体的病灶主要是由气质失调，异常黑胆质所致。要治病，首先要清除病体内的异常黑胆质。维医维药对预防肿瘤、心血管病、皮肤病、糖尿病有独特效果。
　　传统而独特的治病理念和世代相传的祖传秘方，融合现代医药理念的研究和开发，近10年来，已研制出复方麝香口服液、香妃强心剂、依木萨克片及治疗白癜风、糖尿病等世界疑难病的13个剂型、147个民族医药品种。其中，依木萨克片和香妃强心剂1997年打入美国、日本、新加坡市场。在全球四大长寿区之一的新疆，维吾尔医药在民间至今广泛流传。

四、傣医药
傣医药学是傣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而总结出的传统医学，它有着较系统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傣医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风、土、水、火“四塔”，而人体同样由风（气）、水（血）、火、土“四塔”构成。四者平衡则身体健康，四者不平衡人则生病。在疾病的诊断中也是运用四塔理论为指导来进行望、闻、问、摸等手段诊断疾病，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治疗方面也是根据四塔之盛衰，选用四个成方并配伍其它药物以整调患者体内四塔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目的。傣医还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将一年分为冷、热、雨三季，选用不同的方药治疗不同季节的疾病。傣医治疗疾病，除采用内服、外用，内外合治三种治法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睡药、敷药、蒸药、薰药、研磨药、刺药等。　　
1983年国家确定傣医药为中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要求加以发掘、继承、整理和提高。傣医常用成方有万应小药丸、五宝药散、大成金丹以及目疾咽痛方等。现存傣医药文献有：《嘎牙山哈雅》、《玛弩萨罗》、《药典》、《医书》、《药书及病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