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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仲夏秋夜云 于 2017-12-6 11:06 编辑
思言 做药为了什么? 高铁上,遇到一位大叔,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做药的。他思索了一下说:我是一名儿科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医药人是治病救人,功德无量还是违背天意,逆天而行呢? 说治病救人,这似乎是一直以来的理念,竭尽所能,解除痛苦,可一切无法逆天而行。那么所谓的违背天意呢?在大叔看来,人多了,密度大了,生活习惯差了,环境卫生差了,传染病便容易传播,所以就有了疫情,也会消亡一批人。 “你看,我想说的是消亡。”大叔很认真地说,“所谓天择,人也是动物,生态环境里的一部分,我们逃不过的。当一切过度,自然的力量会把这种过度推回到合理的平衡点。而我们硬是留住一些生命,真的就有那么伟大吗?” 我明白大叔在说什么。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医药人,可能一切就合理发生了,家属会伤心但也不会对医药人报以任何希望,更不会迁怒转嫁绝望的情绪。也许顺应天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我是儿科医生,可有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罪孽,比如说这个。”大叔给我看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那是去年上海的一档装修栏目,一位血友病患者家的改造。他在轮椅上,无法下楼,妻子柔软,儿子年幼。 “血友病是遗传性疾病。”大叔把屏幕合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这个主人公在婴儿期可能就夭折了,虽然很可惜,可是也没有现在一大家子的困苦。如果达尔文真的是对的,那么遗传性疾病本来就是自然做出减法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却阻止了。如果真的说生活质量,我们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可能,却也延续了痛苦。” 物竞天择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违背天命呢? 在各类故事中,我们首先选择了同情和情绪,然后是一些怒气的转移,比如说抱怨民政救济制度的缺失,一些人在努力让一些疾病消亡,一些人在抱怨自己为什么不能得到最好的社会资源,还有一些人说,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必然要牺牲一些人。 你说疫苗要不要打?有妈妈说,她不给孩子打,因为她不会让孩子冒25万分之一的危险,因为她是母亲,她有伟大的母爱,她不能让孩子冒一点点风险。那么她是伟大的吗?她的理论就是,其他孩子都打了,我的孩子不打就没事,既然别的孩子都不得,就不会传染给我的孩子。你真认为是这样吗?这好像是要把孩子放在洁净区的节奏,不然你如何控制他身边的空气、送外卖的小哥、公交车扶手上的微生物? 你说医药人逆天行事,我倒觉得大叔有些话也说得对,有些人如果注定消亡,我们何必阻止? 有人说,某一类病人很痛苦,我们应该同情,应该全力以赴。那么谁又不该被同情呢?所谓没有生命是应该被放弃的,那么用什么来保障救人者不会被放弃呢? 新闻里,某女30岁,身患重病,所以选择嫁给一个七旬老人,很快生了个儿子。因为周边人的议论,他们决定争口气,再生一个,证明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于是有了第二个,接着就是夫妻俩无劳动能力,生活困苦,寻求社会援助。有人说,新生儿的出生都是值得庆贺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应该无忧无虑地过下去。当然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只不过假设没有社会周边的救助,这两个孩子要怎么活? “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觉得医生是一个技术人员,有时候我们更像是政客,我们要做的居然不是技术,而是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叔拿出随身带的小册子,“家长要求我们爱他们的孩子,甚至于希望我们记住每个孩子的名字,说是人性化服务。所以我只能这么记了,我快五十岁了,其实我连同事名字都记不住。” 回到自己的问题,我是制药人吗?我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吗?研究各地的政策工作,到底是在推进进程,还是在助纣为虐?做药从来都不是自然科学问题,它更站在了一个道德高地。科学家说,我只关心这个结构的合成方式、冻干曲线、临床应答率……药企BD说,我还关心市场、价值、交易、未来战略……监管部门说,我们关心药品可及性,安全性,有效性,风险……我们解决的问题,多少和技术本身有关呢? 我们在立项一个药物的时候,看市场,看技术壁垒,看资本热点,看适应症,看有没有药政优惠……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件极其综合的决策,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或者部分人需要。在很多立项报告里,哪怕提及发病率,创新药企业负责人更多的是告诉你这个市场很大,销售额很高,能救多少人是用来推导利润和回报率的。 大叔说,有时候我真觉得,救活一个孩子,不是帮他,而是让他痛苦的开始。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话,事实上我自己也没弄明白做药是为了什么?当年就是为了找一个工作,也或者天生一点救世的圣母情结。如果只为了生存,那确实关心薪资,吐槽一下老板、药监局就够了。如果是为了其他,哪怕一点点使命感,那么痛苦必然如期而至。 你呢,你觉得做药是为了什么?你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职业意义吗?我们是崇高的,还是自负的?我们是仁者救世,还是逆天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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