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机场确定Delta病毒,溯源迷局待解
图注:南京搭建8000平方米“火眼”实验室,单日核酸检测量可达200万人份。
文|郑洁
编辑|王晨
短短一周,从7月20日到26日,南京疫情已筛查出127例感染者!
127例感染者!这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初期,而是发生在疫情已持续一年半、中国已经有了极其成熟的本土疫情防控和境外输入管理经验的情况下。
从短期判断来看,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7月20日,南京机场工作人员一下子发现9份核酸检测阳性开始,已有专家推测:实际感染人数更多,且是新冠病毒中传播力最强的Delta 病毒。
7月27日,另一只靴子落地。当天的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不仅通报了确实是Delta,而且本轮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确诊病例已破百,疫情已从江苏外溢到了广东、四川、安徽、辽宁4个省份。
南京疫情明显升级,昨天(27日)上午,江苏省长吴政隆到南京疫情防控指挥部“督战”,实际上,南京疫情升级的迹象,在6天前的7月21日就在疾控圈内明显起来。
7月21日晚,上海一位公卫系统的专家透露,他马上要去南京调查疫情状态。同晚,有位江苏南通的医生也在朋友圈里表示要去南京支援。
第二天的7月22日下午,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已在当天江苏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中提到,当时疫情传播已经检测到阳性患者40余人(具体数字,在后续几天的公开通报中被证实)。
上述人士还提到,也是在那场会议里,提到专家的猜测:病源为7月10日俄罗斯飞南京航班,传播途径为货传人,病毒为印度Delta毒株,南京市要做好全市二次核酸、重点人员多次核酸的准备。
以上消息中的病毒毒株类型和二次核酸检测已被公开证实,但截至发稿,官方尚未公布流调溯源情况。而且,对于本轮南京机场疫情的传播溯源,深蓝观了解到病毒学家和疾控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意料之外的是,为何南京疫情扩大至此?此次疫情的源头南京机场,究竟出现了何种问题?
多位专家表示,在本轮疫情传播时间节点方面,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7月14日时,南京禄口机场可能已经发生较大面积感染;在7月17日左右可能又发生较大规模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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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溯源之谜:是“人传人”还是 “物传人”?
7月21日,一位不愿具名的疾控系统专家就向深蓝观推测,这次造成传播的病毒亚型可能是印度发现的Delta病毒,这位专家做出“密封空间”的传播推测,“客舱等封闭的区域空间,工作人员在受污染的环境中进出作业,可能在某个含有病毒的密闭空间同时感染了病毒。”
他认为,很可能的一个传播途径是:污染空间或货物将新冠病毒传播到特殊工作人员,然后才是人际传播链。“空间中会悬浮病毒颗粒。或者病毒颗粒通过眼睛、呼吸道感染人”。
此前,钟南山也曾表示,在Delta病毒传染性极强的情况下,过去的密接概念已不适用, “空间”也可能成为密接者。
“空间传人”并不是新冠病毒新的传播途径,本质上就是接触一个空间中的空气或者物品后被感染,本质上就是“物传人”。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表示:“空间传人”要有明确前提——密闭空间、人员拥挤、密切接触,比如拥挤的电梯里或者其他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打个照面就传播的可能性很小。”
据现有公开数据,金冬雁推测,本轮南京机场疫情经由“超级人传人”事件扩散。但最初的源头,可能是某位保洁人员与感染者接触、或者和带有感染者体液的垃圾接触后再感染,然后再传播给其他人。
汕头大学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认为保洁人员在接触感染者体液垃圾后再感染这一传播路径, 他认为这是一起“人传人”感染事件,物传人的说法在国际上存在争议。
其中,“三文鱼传人”的理论早在2020年夏天北京新发地疫情中被提出,当时认为新冠病毒藏匿在海外运来的冷冻三文鱼中。此后,冷链食品屡屡被检测出核酸阳性,2021年1月2日,全国多地先后通报涉疫汽车零部件排查检测核酸阳性样本。
当时专家们普遍认为,新冠病毒喜欢低温环境,越是温度低的情况,存活的时间越长。而且“货传人”、“物品核酸阳性”的案例也多发生在冷链系统和冬季。这次炎炎盛夏中的南京“货传人”疫情,是否要给“新冠病毒货传人只发生在冷链系统或者冬季”的结论打上问号?
多位专家不认同病毒通过三文鱼传播。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三文鱼到人的传播途径很牵强,很难通过呼吸道传播。”
杭州市富阳区疾控中心李欢龙主任医师表示,综合官方消息和业内讨论,他认为这次南京疫情是“物传人”,“保洁人员是在旅客下机后才上机工作,直接接触入镜旅客可能性较低。”
李欢龙表示,国际上确实一直存在物传人的争议,但是国外的疫情防控和国内主的要防输入的防控情况不同,数据收集的真实环境就不同。
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保洁人员接触到旅客的废弃物后感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争议存在可能是概念认定的不同,物传人的本质还是人传人,即感染者污染了物品,其他人再接触了该物品,从而导致感染。通过物体这种中间方式的病毒传播,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间接接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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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机场防疫管理疏漏
无论传播方式是“货传人”还是“人传人”,南京机场疫情中存在防疫疏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7月23日,据央视新闻,江苏省委决定暂停冯军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由钱凯法同志代理,撤职原因被外界解读为冯军防疫不力所致。
多家媒体提到,南京机场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造成境外疫情流入,引发新冠疫情传播。此外,在发现阳性样本之后,禄口机场对相关人员的防控管理也不到位,造成疫情蔓延。
类似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也有流传,“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的模糊说法,被解释为南京禄口机场保洁公司系外包作业,该外包保洁公司既负责国内航班也负责国外航班,导致交叉感染。
机场的防疫管理是依照中国民航局2021年2月发布的《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第七版)》,对于接触国外航班的保洁人员,应当一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多位专家向深蓝观表示,国外国内航班分开运营后的传播闭环很重要,“假如国内外航班工作人员不分开管理,就容易造成国外航班上感染后又传播给国内航班。”李欢龙表示。
据东部机场集团7月23日公众号,东部机场集团会议决定加密对关键岗位员工核酸检测频次,从每周一检改为三天一检,并对保洁、货运保障人员,实行国际国内有效分开、专班管理。
南京本身是重要交通枢纽,从现有资料来看,感染在7月10日就已在存在,目前广东、辽宁、安徽、四川4省都已确认感染病例报告。李欢龙认为,从外溢病例来看,南京机场较大面积的感染在7月14日就已经存在,且于7月17日达到一个高峰。
多位专家认为,7月17日的前后可能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病毒感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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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厦航?未来机场防控如何借鉴?
7月27日,李欢龙复盘这几日12个南京外溢病例情况时,发现至少有3个航班6名感染者曾乘坐厦门航空,分别为7月14日辽宁沈阳病例(厦门航空MF8069),安徽芜湖7月17日病例(厦门航空MF8058),7月24日四川泸州病例(厦门航空MF8857),7月26日辽宁大连(厦门航空MF8058),另有3个航班3名感染者曾乘坐南方航空。
“这不是一定说厦门航空、南方航空的飞机污染而导致了病人感染”,李欢龙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厦门航空、南方航空到南京的飞行航班较多。但目前的防控重心都在机场时,在机场已经确定为感染源头的情况下,来往的飞机特别是经过南京禄口机场、发现过感染者乘坐的航班应该第一时间警惕起来,做好对飞机内的消毒工作。”
此外,7月26日通报的辽宁大连案例为一对母女,于7月17日从大连经停南京转机到张家界,中途在南京禄口机场停留2小时,后于7月26日核酸阳性后被隔离。李欢龙认为,这也暴露了防控中的一个以前没有关注的问题,他建议要有一个网络平台,一旦发现南京机场这样的疫情时,要第一时间通知旅客,要求立即就近与旅行地疾控中心联系,以尽管落实检测、隔离等措施。
“最早的病例是在7月10日感染的,本轮疫情是在7月20日发现的,这母女7月17日就经过南京机场,到7月26日才落实防疫管控,那时候这对母女的旅行已经结束,途径多个城市”。李欢龙表示,这中间有很长时间可以做防疫反应。
此次疫情的一个重大争议在于,保洁人员核酸检出的时间较长,错过防疫管控窗口。
常荣山认为,涉外航班工作人员应该进行一对一的核酸检测,10混1的核酸检测方法或降低核酸检测的准确性,此外,也要尽量规范核酸检测采样和检测后端人员的工作方法,提高准确率。
7月27日中午,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第6号),其中提到全市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含网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等“四类药品”。常荣山认为这种规定也有待商榷。
“核酸检测不可能发现所有异常。去年我们就倡议:防控前移,就是要发挥发热门诊的前哨作用,应该鼓励有不舒服的人去药店、或者去发热门诊做检查。”常荣山认为,药店和发热门诊一样,也是第二道防线,无症状感染者并非“一点不舒服都没有”,禁售“四类药品”反而使得可能的无症状感染者放弃去药店,错过被药店发现上报的可能性。“一旦从无症状转为轻症,就已经污染了周围,造成的防控成本就大大增加了。”
金冬雁同样也认为,核酸检测并不能检测出全部病例,在做流调的过程中,他呼吁除了做核酸检测外,也给潜在感染者做抗体检测,这样可能筛选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且核酸阴性的传播桥梁,“比如四川泸州这个病例,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办法。”
由于对公众疫情防范有很大意义,金冬雁呼吁官方尽快公布本次南京疫情流调结果,他认为流调溯源非常重要,不管是“物传人”还是“人传人”,厘清中间链条和感染方式并且公布,对后续防控和消除公众恐惧心理,都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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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免疫疑问:是否有必要接种加强针?
由于本次南京机场感染人群多数已经接种疫苗,因此这次南京疫情还带来另一重公众疑问:为何接种了新冠疫苗还会感染?还需要接种加强针吗?
目前,业内的看法聚焦于Delta变异病毒感染力强大,导致新冠疫苗的中和抗体能力不足。据世界公共卫生官员估计,它的传染力比新冠病毒原始毒株高出43%至90%。
同时,“Delta病毒导致新冠疫苗的保护率下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公卫专家表示,保守推测,按新冠疫苗保护效力70%来算,Delta病毒使得这70%的保护效力又打了约6/7折的折扣,“相当于10个人中只有3个人受保护。”
另外一位专家表示,现在没有官方数据说明疫苗保护性对Delta 病毒下降的比例,但是保护下降是很有可能的。
Delta病毒是新冠病毒的变种,最早于2020年10月在印度发现,变种已经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在很多国家成为流行的主要新冠病毒变种,其中包括新冠疫苗接种比例较高的多个国家。
Delta变种的复制速度更快也成为其传染性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广州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团队线上发布的一项研究,其内容研究是在今年5月21日之后,在中国发现的一系列Delta感染病例的病毒载量,包含167名Delta变种感染者。
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被隔离的人群中,从首次病毒暴露到PCR检测呈阳性的平均时间为4天,而在2020年新冠流行时,被当时的病毒株感染的人群这一数值为6天。
而且,使用PCR检测的Ct数值来评估患者样本的新冠病毒载量时发现,受到Delta变种感染的患者初次PCR检测为阳性时的病毒载量与2020年的病毒株相比提高了1260倍。对于Delta变种感染者,80.65%的口咽拭子样本在最初PCR检测阳性时携带超过6X105拷贝/毫升病毒RNA。而2020年新冠流行时的患者这一数值为19.05%。
“免疫后突破感染是正常的”,一位业内资深疫苗专家向深蓝观表示,新冠疫苗的接种更多来说考虑的是群体免疫效果,在Delta病毒传染力强大的情况下,疫苗不能完全保证百分百不感染,但可以减少发病,也会有效减少危重症。
那么,在确定新冠疫苗中和抗体下降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一轮加强针?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药系研究副教授张洪涛在个人公号上表示,“第三针肯定是要打的,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打?”
根据科兴生物灭活疫苗接种第三针的数据,接种完两针疫苗后半个月时,接种者获得免疫保护。一个月后,其中和抗体水平有所下降,但是降幅不多,从27~28降到22.2~25.6。
在接种完两针疫苗6个月后,大部分接种者体内中和抗体水平已经很低,平均值比半个月时降低了7倍,如果是第二针完成后6个月时接种,中和抗体平均水平能达到137.9~143.1。
这是从纯粹科学的角度得出的观点,而综合国内新冠疫苗产能和国民接种情况,疾控专家和病毒专家有类似的观点:现阶段重点人群接种加强针即可。
“未来肯定要打加强针,但是目前全民打加强针不太可能,“李欢龙表示,现阶段首先要实现基础免疫,对医务人员、涉外等特殊重点人群可以先打加强针。
对于涉外工作人员、感染者小区的其他中风险人群,常荣山的看法是可以紧急接种新冠疫苗进行环状防守:
“类似于同心圆,越靠近高风险区接种率到100%,然后稍微远一点就95%,再远的90%,以此递减,以降低核酸漏掉和未发病的人群造成的潜在感染。”
常荣山认为,除了灭活疫苗外,重组蛋白新冠疫苗也可以作为加强针的备选项。
而加强针不用全员接种的原因在于:不是每个人接种了疫苗都产生抗体,没有抗体的人,打了加强针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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